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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探李昌钰(连载,全书完)

第一章 失踪的小女孩

自 序

我出生于江苏省如皋,六岁时就随家到台湾,在台湾生活近二十年后,就来到美国求学。在美国生活的三十多年里,我本着中国人勤奋向上的传统,秉持着“有志者,事竟成”的精神,在刑事科学界拼搏,从一名华人穷留学生,有幸成为美国首位州级华裔警政厅厅长及美国有史以来官职最高的亚裔执法官员,协助及参与了世界各国六千多宗重大刑案的侦查工作,成为国际法庭科学界惟一同时获得美国法庭科学学会“杰出成就奖”及国际鉴识学会“终身荣誉奖”的得主。

由于我参与侦查许多重大的刑事案件,不少美国主流媒体都将我神化为“现代福尔摩斯”,“现场重建之王”等,我在全球各地讲学,总会有大群人,团团围起来请求签名留念,在世界各国都受到“明星级”的礼遇,但是到中国大陆寻根之旅给我带来了很大的冲击。1985年,我回到阔别四十多年的故乡,当时刚改革开放,交通设施十分落后,生活条件很差,与四十多年前的环境没有多大变化,童年的生活景象重现眼前。离开故里后,我并没有衣锦还乡的荣誉感,取而代之的是沉重的责任感。我心里想,自己身上流着的血是中国人的血,曾是喝着长江水长大的炎黄子孙,在行有余力时,应该尽自己的一份力,替自己同胞做些事情,这样才不愧是一位中国炎黄的子孙。

自此之后,我每年都推掉美国一些每小时付几百美元顾问费的案件咨询或讲学活动,利用自己的假期抽空回国,义务替中国各地的大学院校、公安法政等部门授课,过去十年来,我走遍了大江南北,向无数警政公安及刑事侦查人员传授最新的刑事侦查知识,替一些刑案提供指导,协助中国青年的公安人员到美培训,虽然很多美国朋友都笑我傻,但是看到中国司法鉴定及刑事侦查技术逐步跟上国际水平,自己能尽到微绵之力,我就有虽傻亦乐的感觉。没想到自己一直默默无闻去做事,也得到中国领导人的肯定,并蒙江泽民主席、朱矪基总理亲自接见,国务院外国专家局去年还颁给我“友谊奖”之殊荣。

最近一次到中国讲学时,了解到近年中国公安部采用了最新的DNA技术,建立了资料数据库,这些数据库在“打拐儿童”行动中大显神威。可见刑事科学在维护社会治安、打击犯罪活动方面将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文明办案,科学破案,是执法界的大势所趋。除执法者外,民众也必须对刑事科学有所认识,这样才能推动社会及民众对刑事技术的接受,才能提升刑事及司法鉴定的可信性及公平性。

在中国讲学及协助查案过程中,我对中国新一代的公安人员非常敬佩,他们不仅学识高,知识渊博,而且求学心强,新一代的公安部领导如助理部长朱均有等,在公安部部长贾春旺的带领下,放远目光,对刑事技术的推动不遗余力,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中国的刑事技术绝对能赶超西方国家。

在世界各地讲学时,我沿用了不少我处理过的刑案作为例子,许多学员都要求我将这些案例整理出来。1998年我应台湾时报出版社的邀请,将其中的五个案件由来自中国的从记者成为律师的邓洪先生整理成书,原来的读者对象主要是警界及法律界人士,没想到该书竟受到普通民众读者的喜爱,在港台美三地成为最畅销书之一。一些警界朋友认为此书有助他们了解美国最新的刑事技术,普通的民众也觉得从此书中学到不少法制及与执法相关的知识,更值得欣慰的是,许多青年人在阅读此书后从我的人生经历中得到一些积极性的启发。1997年,北京法律出版社出版了一本由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何家弘主笔的关于我的破案经历。该书是由第三人称的方法来表达的,所以在内容及写作方式上与这本海天出版社出版的自传体完全不同。

希望此书在中国的出版能对国内同行有参考价值,并能起到抛砖引玉的功效,并期望中国公安人员及刑事科学界同仁能在国际鉴识界做出更大的贡献,为中国人争光,让我们全球的华人都能引以为荣。此书亦作为海外游子对自己故国的一份礼物。

[ 本帖最后由 jcczpcs 于 2008-11-18 21:06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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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眠之夜

1979年仲夏,美国康涅狄格州一个名叫伯灵顿的宁静小城彻夜未眠,全镇大批居民摸黑出动,拿着手电筒分道四处寻找一个名叫乔安娜的十二岁女孩,一名天真活泼的中学生。乔安娜参加夏令营游泳的活动,和其他参加活动的学生一样,在下午两点散营后就各自回家,在开营的头几天,乔安娜天天都骑着脚踏车准时回家,但是当天下午,她的母亲在三点钟后仍没有看到乔安娜的踪影。

乔安娜的母亲猜想乔安娜是在散营后到同学家逗留了一会儿,就没有将她的晚归放在心里,觉得她会在四点钟前回家或打电话回家,但是过了下午四点钟,乔安娜仍毫无踪影,也没有打电话回家。她妈妈急急忙忙打电话给乔安娜的同学,这些同学都说乔安娜散营后没有去他们家,以往和乔安娜一起回家的同学也说乔安娜在下午两点散营后就离开夏令营,独自骑车回家了。

乔安娜的父母在傍晚找到了夏令营的主办人员,他们也证实散营后乔安娜单独一人骑着脚踏车回家了。

乔安娜与家人的关系很融洽,平日与父母很亲密,也很听父母的话,在亲友的眼中,是个乖女孩。她的老师也说她平时与同学和睦相处,人缘很好,不是叛逆型的孩子。自从参加夏令营后,同学都说她十分开心,根本不可能私自离家出走。

伯灵顿的居民大多是中等收入的白人家庭,从来没有发生过孩童失踪的案件,听到乔安娜没有回家的消息后,警察马上组成一支两百多人的搜索队,开始沿着乔安娜到夏令营必经的山林小道及附近地区搜索。

“乔安娜!乔安娜!!”的叫声此起彼落,只听到山谷传回“乔安娜!乔安娜!!”的回音。天亮了,搜索仍没有任何结果,没有人见到乔安娜的踪影,警方也没有接到任何线索。

警察局发现事态严重,第二天便组织更大规模的搜索行动,乔安娜的父母赶紧将乔安娜的照片印成传单,在镇上四处散发,看到人就拿着传单问:“你有没有看到这个女孩?”平时乔安娜和附近的小孩偶尔会拿着糖果挨家挨户地推销,替学校筹集经费,许多居民对乔安娜有很好的印象,因而有更多人主动加入了搜索队伍。

乔安娜失踪的第二天,分头寻找的三支搜索队仍找不到任何线索。就在太阳快要下山时,在山区地带搜索的一名队员在离夏令营不远的树丛深处,发现一个土坑里露出一点白色的东西,大家赶紧跑过去查看,原来是一双白色的球鞋,再扫开满地的树叶,发现了一具女孩尸体,已被烧得面目全非,根本无法看清其面容。

搜索队连忙将乔安娜的父母找来辨识,虽然尸体已被烧得五官全毁,但是从尸体的体形及衣着上,他们认出这具尸体很可能就是他们那原本天真可爱的娇娇女。乔安娜的母亲看到自己女儿惨不忍睹的尸体,突然间晕倒在地。

伯灵顿的警察局和其他小镇的警察局一样,主要是处理一些小型案件或交通事故,当地发生命案时,往往是由州警政厅来负责协助处理。州警政厅的刑警一得知伯灵顿发生命案,马上通知我们刑事鉴识化验室人员到现场协助侦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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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勘查(1)

当时我刚接任康州警政厅刑事鉴识化验室主任一职不久,为方便上班,便在附近一个名叫橙市的地方买了一户有游泳池的房子,好让两个小孩有活动的地方。

我从来没有住过有游泳池的房子,便向朋友们请教如何清理,趁着周末便着手清理游泳池,花了九牛二虎之力,好不容易才清理干净。放入清水后,整个游泳池碧蓝透底,我欣赏着自己忙了大半天的成果,顺便将椅子搬到游泳池边,准备全家一边游泳一边庆祝,大女儿端来了一壶中国香片,太太准备了一大盘精美的点心。

看着孩子们开心的笑容,我说:“你们真幸福,我和你妈妈从来都没有住过这样舒适的房子,更不用说有游泳池了。”

女儿正嚷着要爸爸妈妈讲小时候的故事给他们听时,电话响了起来。我接起电话一听,原来是州警政厅打来的求援电话,说伯灵顿警察局发现一具焦尸,请我马上前往现场侦查。

打电话来的刑警告诉我详细的路线方向,叫我沿着八号高速公路向北走,从38号出口处下交流道,往左会看到一家加油站,继续往西越过一些山坡就会看到一片树林,尸体就在树丛内,他们会在树林外等我。

我连忙将茶杯放下,拿起一块点心往嘴里一塞,就急急忙忙地赶着出门,好在天黑前赶到现场。

开了四十多分钟的车,终于看到一大片树林,但是树林旁并没有警车或刑警等候,我研判警察可能忙于维护现场而没有派人来接应,便下车到树林里寻找他们。

天色渐渐暗下来,走进茂密的树林时,光线变得更暗,四周沉静死寂,不见人影,我向密密麻麻的树丛喊道,“哈罗,有没有人在这里?”树林里死气沉沉的没有任何声响,我连叫几声,都没有回音。

我赶紧回到车内,车上的警用无线电正在呼叫着,“007,收到没有?007,你在哪里?”

我没有理会这些呼叫,直接向联络员查问,“我是李博士,你们要我到伯灵顿的树林调查一宗焚尸案,说好会在树林旁等候我,我现在就在树林处,但没有见到你们的踪影,现场究竟在哪里?”

对方高兴地说:“007,我们终于联络上你了,我们还担心你出事了呢。”

什么?我就是007?我想起来了,在出任化验室主任时,警政厅曾给我一个代号“2056”,我并没有记在心里,再加上警察局联络员说话很快,在他们呼叫2056时,我常常以为他们在呼叫其他执勤警员而未加理会,后来我协助侦破了几宗大案后,他们怕呼叫不到我,便开玩笑地说要叫我007,以便记忆。

对方回答说:“我们现在正在树林中,也派了人在林边道路上等你,怎么可能找不到我们呢?”

我回答:“我也在树林里。”“你是在哪个树林?”

“就是你们所说的38号出口左转不远处的树林。”

“糟糕,我们说错了,不是38号出口,而是39号出口,你现在不要离开,我们马上派人过去带领你到现场。”

5分钟后,果然有一辆闪着警灯的警车前来引导,我跟随着警车穿越过密密的丛林,终于到达了现场。

当我到达现场时,天已黑了,但是仍有一群记者和好奇的民众在旁观看,两位刑警及多位当地警察局的警员正在四处走动。我心里想,糟糕,现场可能又被破坏了。

一般来说,命案的侦办工作主要是由刑警来负责;一般警员从事巡逻工作,必须执勤多年,对刑事案件的处理有一定经验后才能升任刑警。刑警受理案件后,要负责案件的侦查,证人及证据的搜集,以及最后的出庭作证。而鉴识人员则负责现场物证的搜集、化验及鉴识,提供新线索,导正侦查方向,确认嫌犯身份及证明其犯罪,因此要成功地侦破一宗案件,需要两者的密切配合。

当我上前向承办本案件的两位白人刑警打招呼并了解案情时,其中一位名叫怀特的刑警拿杯咖啡,大摇大摆地上前跟我说:“可能是连环摧花杀手干的,我们已经知道是谁干的,上级只是请你来看看而已。”

我笑一笑表示,“不用担心,再说吧。”

我小心翼翼地走到尸体的旁边,地上已有很多不同的脚印,尸体的头部及衣服都被动过。我十分气恼,责问当地的警员和警长为何没有先封锁现场。从来没有处理过刑事案件现场的两名年轻巡警支支吾吾的无以作答。

封锁现场,是侦破案件最重要的一环,在保留完整的现场上,刑事鉴识人员才能搜集到犯案者的指纹、脚印、毛发等,这些印痕及物证可能无法用肉眼看到,但是可以用一些化学药品、雷射或仪器将潜藏的痕迹显现并摘取下来,在户外的现场中,还可以从鞋印的深度及方向判断犯案者的体重及来去路线。

刑事现场处理最重要的步骤就是要保全现场。第一位到现场的警员必须完全封锁现场,不让任何人进入,以免现场的证据被污染或遭破坏,刑警或刑事鉴识人员,在进入现场前也必须对现场有大致通盘的了解,才能有系统地搜集物证。

一般来说,天然的日光是勘查现场的最佳光线。虽然高亮度的照明系统可以将现场照亮,但是效果仍不如日光,不过,处理户外的现场,鉴识人员往往必须与时间赛跑,至于夜间是否要在户外的现场进行勘查就视情况而定。尤其是天气的变化可能使得许多有用的证据消失,例如,露水、植物成长、动物活动等都会埋没物证或迹证等“痕迹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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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勘查(2)


例如,草面上的沾血污迹很快就会改变颜色而难以发现。一阵小雨可能将一些血迹污斑完全冲走。其他一些生物迹证如头发、精液斑、尿液斑、粪便、鼻屎、皮肤组织和脑浆等等,也可能因为干燥或被水冲走而消失。在昆虫活动的季节,这些证据亦有可能会被吃掉。

由于现场维护不良,再加上微物证据保存不易,我决定争取时间,彻夜勘查。我蹲下来仔细在杂草丛生的地面上勘查尸体时,发现虽然尸体焦黑,手脚却可以看出绑住的痕迹,身上的游泳衣被拉起罩住脸部,胸部裸露,泳衣与脸部均被烧毁,下体和双手也被烧焦。

人体是不可能自己燃烧的。传统的犯罪侦查学说认为,燃烧必须具备助燃物、氧气和热能。80年代的“四要素”学说则认为燃烧不能或缺助燃物、氧气、热能和分子连锁反应。但是我一直主张侦查焚尸案必须采用“五要素”学说,除“四要素”学说的四个因素外,燃烧的必要条件还包括了引燃物。

一般现场中,氧气、热能和分子连锁反应是无形的,因而侦查这样的现场只能集中搜查两件东西,一是助燃物,二是引燃物。

我们在尸体下面收集了一些土壤及残余物,鉴识结果证明助燃物是无铅汽油。一般室内纵火原因有电线走火、电炉过热等二十多种,但在树林等户外地区纵火,引燃物90%都是打火机或火柴,鲜有例外。

警察和义警分头到山林里搜索,我和两个刑警继续留在尸体旁搜集证据。其他刑警站在一旁看着我们弯着腰,手持着高亮度的电筒,蹲在地上一步一步地搜索。我蹲在烧焦的草丛旁搜索时,发现草丛中有一根仍未烧完的火柴棒,我便用镊子小心翼翼地拾起,放入装微物迹证的盒子里,带回化验室化验。

我想,既然火是用火柴点燃的,必然会有火柴盒,于是我叫刑警们在周围搜索,寻找火柴盒之类的可疑物证。果然,我们在距离尸体15米处找到了一个用纸板折叠起来的火柴盒。但是火柴盒已被烧过,用肉眼很难看出上面的字样。

我压低身子闻了闻烧焦草丛的气味,再用现场检测剂测试一下焦灰,结果很像无铅的汽油。

站在一旁看着我一声不响地在草丛里翻弄的怀特,走到我面前,问道,“是用什么助燃物来烧的?”

我回答说,“可能是用汽油,一种无铅汽油。”

怀特听到我的回答,走过来接着问道,“你真的确定是汽油吗?能不能告诉我是哪一个牌子的汽油?”

我回答说,“现在仍很难断定是哪个牌子的汽油,但是我可以肯定助燃物是汽油。”

虽然死者已被烧得面目全非,但我们还是可以从乔安娜的牙齿、指纹纪录,很快就确定死者的确是她。

一般来说,刑事鉴识学有16种辨认身份的方法,如指纹、牙齿、容颜颅骨等,如果这些证据被摧毁,确定死者身份会相当困难。嫌犯将下体烧掉,很可能是一宗奸杀案,凶手试图将精液证据烧毁。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已使人身辨别更加容易了。即使人体的重要部位被烧毁,但是我们仍然有办法取得指纹,例如手掌外表皮被烧毁,但是仍可从第二层表皮看到指纹,如果脸部被毁,可以用头颅骨透过电脑重建原貌。

从乔安娜脸上留下的烧焦物来看,凶手在强暴她时是将泳衣拉起,罩住她的眼睛,不让乔安娜看到他的脸。我就跟怀特说,“这名强奸杀人犯很可能认识乔安娜,可能是她的同学、朋友或邻居。”

怀特不以为然地反问,“博士,你怎么知道的?”

我就根据罪犯心理剖绘(参见第二章第116页)的经验解释说,“如果你去强暴你认识的人,你愿意面对着这位你熟悉的人吗?”

他自讨没趣地摇了摇头。

我接着说:“强奸犯在强奸时不愿意面对被害者,为了灭口,他便下了毒手。”

我发现死者的双手和双脚都是被鞋带绑住,便将烧焦的鞋带,带回化验室作进一步的检验。

死者被刺了12刀,从伤势及伤口长宽来研判,凶器是小型、可放入口袋内的单刃小刀。

经过大半夜的现场勘查,搜集到不少物证,刑警便叫人来准备将尸体移走,但是我表示仍未结束,仍要从死者的下体搜集精液证据。

他们都不相信,因为下体已被烧焦,一般人都会以为所有精液证据都已被烧毁。不过,我跟他们说,刑事鉴识人员不能满足于“想当然耳”,而应实际检验。果然,我用棉棒从死者烧焦的下体搜集到一些液体。

我再用放大镜在靠近下体的地面上寻找,发现了几根毛发,很可能是阴毛,我也将这几根毛发放入了证据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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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化验提供线索

回到化验室,虽然设备有限,但是我利用显微镜及一些化学方法,开始进行检验分析。在烧焦的火柴盒上有一些英文字母,经过一番辨识,原来是一家总部设在哈特福市的机械公司,我马上打电话叫刑警沿线查访。

分析毛发时,我发现这些毛发是男性白人的阴毛,很可能是嫌犯在强奸被害者时摩擦而脱落的。

至于绑住死者手脚的鞋带方面,我发现那是靴子的鞋带。靴子的鞋带通常有不同的标准长度,如261=2.54公分或32等,但是本案的鞋带却有47半长,相当蹊跷。我推想嫌犯家里也许有一捆鞋带,然后自己剪下来使用。此外,在鞋带上我们还发现了红色油漆,这种油漆是家庭住宅所使用的单层油漆,经过漆片化验,油漆很新,因此我推判凶犯可能在案发前不久曾作过油漆工作。

我曾告诉两位刑警烧毁乔安娜尸体的助燃物是无铅汽油,他们希望能找出汽油的品牌,再向出售该牌子的加油站探查线索,于是派遣大批人力,到市内各加油站搜集汽油,送到化验室叫我比对。我向他们表示,在早期炼油厂不多,品牌很少的时候,或许可以比对,但是现在加油站的汽油来源不一,炼油厂众多,不可能比对出汽油的品牌。

他们并不理会我的解释,并背对着我说:“我们相信一定能找到一位比你厉害的科学家,一定能将汽油来源比对出来。”科学并非万能;但是他们并不信服我这位东方脸孔的化验室主任。在他们请联邦调查局的化验室出马几个星期过后,化验结果为该助燃物是类似汽油的物质,无法研判汽油的品牌。这两位老美刑警仍不服气,再到联邦枪枝烟草管理署的化验室化验,四个星期后,结论仍是助燃物可能是汽油。他们还不死心,最后求助于美国海防队的化验室,因为海防队经常处理海上漏油及海上事故,为当时全美规模最大的油类化验室,该化验室的7位科学家花了3个星期的时间,只得到“助燃物可能是汽油”的结论。而我的化验结果比这些化验室还精细,我说这是一种无铅的汽油。自从这些化验结果与我最初的判断殊途同归后,这些老美刑警对我这位黄皮肤的中国人开始口服心服。

从死者阴部取到的液体中,我们找到了精子。化验分析后,发现疑犯血型为B型。当时血液酵素分析已经引进到刑事鉴识界,这种方法是更进一步分析血液中的遗传因子,俾能更准确地锁定嫌犯。当时血液酵素分析的仪器并不普遍,即使在刑事鉴识界,酵素分析仪还是由英国苏格兰场(英国首都伦敦警察厅的俗称)发明的。而稍早时,苏格兰场的生物化学化验室主任卡拉费是我的朋友,曾经带了一套仪器送给我,所以我们很早就可以对残留精液进行酵素分析,结果发现其PGM型为2—1型。

几个月前,距离伯灵顿八十多公里远的一个小镇曾连续发生小女孩遭强暴被杀害的案件,凶手至今逍遥法外。因此有人怀疑本案与该名凶手有关,“连环摧花杀手”的疑云笼罩着整个伯灵顿,人心惶惶,许多家长因而不再让小孩参加夏令营。

精液比对之后,我马上通知怀特,告诉他乔安娜为独立案件,因为现场采集的精液与连环摧花案受害女孩身上的不同,不可能是同一位疑犯所为。

原来就咬定此案为“连环摧花杀手”所为的怀特当然有骑虎难下之感,但是,我逐条向他说明各种血液分析的科学证据后,再加上其他联邦化验室相继认同我在助燃物上的判断,怀特开始相信我,暂时排除了原先的假定,改以科学证据获取到的线索来进行侦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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峰回路转(1)

在美国早期的刑事侦查中,证据的取得主要是靠目击者访谈和嫌犯自白。美国早期的社会并不太复杂,尤其在乡下地区,大家彼此都认识,很多老年人都坐在门前的摇椅上看着过往的人群,通常在案件发生时都有很多人证。但是随着工商业社会越来越复杂,大部分家庭夫妻都忙于工作,目击证人比较少了。另外由于美国的司法体制日益复杂,有时证人在法庭等了三天都没有被排到出庭作证,许多民众都不愿承担经济上的损失而回避作证,逐渐出现“视而不见,听而不闻”的现象。

在70年代初期,联邦最高法院对“检方对米兰达(People v. Miranda)”一案的判决,使刑事案件的传统侦查方法遭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居住在亚利桑那州的米兰达因涉嫌绑架及强奸而被警方逮捕,警员并没有告知他有任何宪法上的权利就开始侦讯,在两个多小时的侦讯中,米兰达终于认罪,法院及陪审团即判他有罪。但是最高法院裁定检方不能在法庭上使用其自白,因为警方没有事先告知米兰达他具有的基本人权,例如有权保持沉默,有权要求讯问时有律师在场,如果无力聘请律师,政府将为他提供必要的法律服务。此案例后,许多疑犯都知道宪法的保障而不愿向刑警提供任何线索,在疑犯获得律师代表后,刑警从疑犯口中获取到有用线索的机会变得更少。

在人证减少,自白及侦讯受限的情况下,传统的侦查方法跟不上时代的需要。在这种青黄不接的情况下,许多大案都无法侦破,而这些大案不破,往往会影响民心,进而破坏到整个城市的治安形象。

我就行凶的手法及证据向专案小组提供一些侦查方向:从凶手将泳衣拉起罩住被害者的脸部,可以判定嫌犯很可能与乔安娜认识;从用汽油焚尸的手法来看,嫌犯知道如何烧毁证据,因而智力不低;从阴毛的分析中可推定犯案者是一位男性白人;从鞋带的微物分析来看,嫌犯家里很可能仍有大捆鞋带,并且很可能最近从事过油漆工作;再从火柴盒追查,我估计可以从火柴盒上的公司查出火柴盒的主人。

更重要的是,到现在为止,仍没有找到杀人的凶器。我建议刑警继续地毯式搜索以寻获凶器。皇天不负苦心人,果然经过两个星期的搜索,刑警在树丛中找到了一把日本生产的单刃小刀,刀刃上仍有一些血痕。

小刀上的血迹吻合乔安娜的血型,刀刃的切痕也与乔安娜身上的刀痕一样,因而可以判定此刀即为杀害乔安娜的凶器。我再将刀柄用药品显相,果然出现几只指纹。这些指纹成为破案的关键。

以指纹鉴别身份最早始于我国的唐代,当时所有重要的文件如契约等都以指纹作为签字或签名画押的证据。后来经法医界证实每人的指纹都不一样,世界上没有任何两个人有相同的指纹、掌纹或脚纹,在十九世纪末,指纹开始应用在刑事鉴识上。

当嫌犯作案时,除非戴上手套,否则很难不在现场留下指纹。嫌犯用手拿住东西,或抓住物品,都会留下指纹。指纹的产生是因为手掌接触物品留下油脂或汗液所致。当手指接触过尘埃、血液或墨水,再摸到一些物品时,都会留下转移性指纹。

指纹可以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明显纹,就是目视即可见的纹路。如手沾油漆、血液、墨水等物品转印而成,通常都是印在指纹卡上成为基本资料;

第二类是成型纹,这是指在柔软物质,如手接触压印在蜡烛、黏土上发现的指纹;

第三类是潜伏指纹,这类指纹是经身体自然分泌物如汗液,转移形成的指纹纹路,目视不易发现,是案发现场中最常见的指纹。潜伏指纹往往是手指先接触到油脂、汗液或尘埃后,再接触到干净的表面而留下,虽然肉眼无法看到这些指纹,但是经过特别的方法及使用一些特别的化学试剂加以处理,即能显现出这些潜伏的指纹。

鉴识人员最常接触到的指纹是潜伏纹。如果指纹是留在金属、塑胶、玻璃、磁砖等非吸水性物品的表面,检验方法就比较容易。通常可以用粉末法,选择颜色对比大的粉末,撒在物品表面提取出完整的指纹;另一方法是磁粉法,以微细的铁粉颗粒,用磁铁作为刷子,来回刷扫,显现指纹。

如果指纹留在纸张、卡片、皮革、木头等吸水性物品的表面,必须经过化学处理才能在化验室显形。常用的化学法有:

碘熏法——即使用碘晶体加温产生蒸气,它与指纹残留物的油脂产生反应后,便会出现黄棕色的指纹,必须立即拍照或用化学方法固定;

宁海得林(Ninhydrin)法——将试剂喷在检体上,与身体分泌物的氨基酸产生反应后,会呈现出紫色的指纹;

硝酸银法——硝酸银溶液与潜伏指纹中的氨化钠产生反应后,在阳光下会产生黑色的指纹;

萤光试剂法——萤光氨与邻苯二醛几乎马上与指纹残留物的蛋白质或氨基酸作用,产生高萤光性指纹,此试剂可以用在彩色物品的表面。

采集证据还可以使用其他的方法,如三秒胶法,即利用氰丙烯酸酯的气体与水和氨基酸分子反应而产生指纹。

如果要采取人体皮肤上的指纹,可以使用碘熏—银板转印法:经过碘处理过的指纹,在接触到银板时,会显现出黑色的指纹;或可以先用三秒胶法进行处理,再用雷射或多波域光源侦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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峰回路转(2)

此外,近年来也有一些新进的指纹采取技术,这些新方法逐渐得到法庭的认可。如氩离子雷射法,利用适当的光学设计,将一些指纹残留物的成分呈现萤光而拍摄下来,又如使用萤光粉末或染料,可以加强雷射效果;X光法,在指纹上撒上铅粉以X光照射后,会产生明显的指纹,此法可用于皮肤上;真空镀膜法,在真空槽内,利用高压电生成细微金属蒸气,附着于指纹纹路上,在纸张、纺织品及塑胶上均可使用此技术;多波域光源法,使用不同的滤色镜来改变照在潜伏指纹上的光线波长,可以加强指纹反差,或使背景变暗,以凸显指纹。

采取到指纹只是第一步,接着要对指纹进行分析及比对。指纹的基本纹形可分成三大类,其中第一类是箕形类,其指纹纹路形成像畚箕状纹路,又分为反箕形纹及正箕形纹;第二类是弧形类,其纹线从一端流向另一端,且中央拱起,又分成弧形纹及帐形纹两种;第三类是斗形类,至少有两个三角外端,中间为回旋纹线,又分为斗形纹、囊形纹、双箕形纹及杂形纹等四种,斗形纹约占全部指纹的29%。

在1972年,联邦调查局的指纹中心开始以电脑进行指纹鉴识,到了1980年,指纹中心开始将联邦及州政府执法部门的指纹卡全部输入了电脑,而建立起一个庞大的指纹资料库。执法部门除搜集曾被警察逮捕的嫌犯或在监服役的犯人的指纹外,民众凡是申请政府或军警工作,或是申请美国公民等都要打印指纹。1989年6月5日联邦调查局开始向各层级的执法部门提供全美电脑连网指纹比对服务,所需的时间从过去的一周缩减到一天,目前美国许多执法单位都设有自动化指纹辨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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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丝剥茧(1)

刑警先从火柴盒下手,到哈特福市的一家电器生产公司查问火柴的来源。火柴盒仅是宣传赠送之用,赠送对象主要是与公司有生意来往的营建商或建材商,而在伯灵顿地区只送了两家客户。

刑警回到伯灵顿查访这两家公司时,发现其中一家姓纽浩斯的商家住在离乔安娜家不远的地方;其长子罗纳与乔安娜上同一所学校,很可能两人认识。

不久,刑警按照我的指示挨家挨户寻找新油漆过的门窗时,发现一家住宅的车库门好像是不久前才用红色油漆髹过一样,便上前向屋主打听。屋主是一位六十多岁的老先生,深居浅出,几个月前,他雇了一个名叫罗纳的中学生将车库门上了一层红色油漆,这个16岁左右的小伙子就住在斜对面,而斜对面就是纽浩斯家。

所有线索都指向罗纳。但不论要逮捕罗纳或搜查罗纳的家仍需要更多的证据。根据刑事诉讼法,如果并非紧急情况,警察要搜查民宅或入屋逮捕嫌犯,必须先向法官申请搜索票或拘票。申请时,警察必须附申请书,具充分理由认为民宅内有涉案证据或被逮捕对象可能涉案。

不过,警方仍未掌握充分的证据,为此,刑警决定以新发现的单刃小刀来试探罗纳,他们便主动到纽浩斯家去。布朗和怀特发现住宅的车道上停着一辆轿车,知道可能有人在家,就上前敲门。许久,仍没有人应门。又过了几分钟,才看到一位40岁左右的妇女掀开窗帘的一角,打开一条细细的门缝,瞧瞧外面敲门的人。

“我们是警察,想打听一些事情。”布朗说道。

“有什么事?”那女子紧张地问道。

刑警不想打草惊蛇,便说,“例行性访谈。”

她打开了门。警察问道,“你是罗纳的母亲吧,罗纳在家吗?”

这名妇女变得更紧张,急忙反问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罗纳究竟闯下什么祸?”

“没什么事,只不过我们想问他一下有关一把刀子的事。”布朗答道。

“他不在家。”她回答说。

布朗顺手将小刀的照片拿到她面前,问道:“你有没有看过这把小刀?”

她拿着照片端详一番,想了一下,摇着头支支吾吾地连声说道:“没有,没有。”

刑警便抱着试探的心理再问道:“你能让我进屋内看一看吗?”

她马上警觉起来,问道:“你们想找什么?我已经跟你们说过我没有看过这把小刀,除非你们有搜索票,否则你们别想踏入我的家门。”

罗纳母亲守口如瓶,又难以进屋搜查,但是她异常的举动反而证实了刑警的怀疑。就在转身离开之际,没想到在门外遇上了兴冲冲跑回家的罗纳的弟弟约尼。他们便拿着照片问他:“小伙子,你看过这把刀吗?”

他掠过一眼,马上回答说:“这不是我大哥的小刀吗?这是我老爸送给他的圣诞礼物,他将这把小刀当成宝贝,从不让别人碰的。”

怀特马上接着问道:“你知道这把小刀现在在哪里吗?”

约尼答道:“他说他前几天不小心丢了这把刀。这怎么可能嘛,自从我爸在圣诞节将这把刀送给他,他就随身带着,总是小心翼翼地保管这把刀,我才不相信他会搞丢这把刀……”

“约尼,不要乱讲话,赶紧进来!”罗纳的母亲站在门前大声喝住约尼,约尼只好挥手跑开。

刑警们决定等罗纳回来问个清楚。不久罗纳就回到家,当他看到屋外有警察时,马上紧张起来,但是故作镇定,不慌不忙地回答刑警的询查。当刑警问及他的小刀去向时,他支支吾吾地回答说,他放在楼上。

刑警叫他上楼去找时,罗纳花了半个多小时才下楼,告诉刑警他找不到小刀,可能不小心搞丢了。

纵使凶刀是属于罗纳的,并不能就此肯定罗纳就是杀人凶手,因为也有可能是别人拾到后拿去行凶,因而刑警想证实罗纳不小心搞丢了小刀的说法是否属实。

当布朗问他是否愿意跟他们到警察局去一趟把事情解释清楚,他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说道:“去就去嘛!”

到了警察局,他承认曾在案发当天参加夏令营的活动,但坚决否认和乔安娜曾有过单独的接触。他坚称解散后就自己一个人到山上散步,由于迷路,到很晚才回到家。但是罗纳的家就在山脚下,他经常在山上活动,迷路的说法很牵强,侦探的疑心更大,便问他是否愿意接受测谎。

测谎结果虽然不能在法院审理时作为呈堂证据,但是,警方依旧使用测谎来对嫌犯心战。

罗纳同意接受测谎。测谎人员将仪器准备好,正要开始问话时,罗纳的父母和一名律师急忙赶到。当他们看到罗纳手上和头上都被黏上测谎仪器的电线时,律师要警察出示拘票,否则就终止任何讯问。

当时刑警是“请”罗纳到警察局来,并没有向法官申请拘票,因而无法强迫罗纳接受任何讯问,警察局只好放罗纳回家,眼睁睁地看着他大摇大摆地离开警察局。

美国的宪法提供诸多人身保护,虽然给警察办案带来很多的困扰和不便,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警察就束手无策。我判定只要我们能拿到罗纳的血液和指纹样本,就可以确定在乔安娜身上发现的精液、毛发及小刀刀柄的指纹是否吻合,只要物证相符,罗纳一定是作案的凶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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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丝剥茧(2)

我们马上向法院申请传票,指出罗纳涉案重大,请法官同意我们提取罗纳的血液样本和指纹样本。

法官同意了我们的请求。但是没想到纽浩斯家突然搬到了纽约,不过,警方只花了几天就找到了罗纳,并取得所需的检体。

鉴识结果显示,罗纳的血型为B型,PMG酵素分布为2—1型,和在死者身上发现的精液的血型分析相符。同时,罗纳的指纹与小刀刀柄上的指纹相符,毛发特征也相同。

根据这些证据,刑警逮捕了罗纳。同时,警方还在他家里找到了一捆鞋带,和一个仍留有少许汽油的油罐,经过化验,也和案发现场的证物相符。

找出嫌犯,在美国刑事制度下只算是破案破了一半,另一半是要在法庭上提出足够的证据及证词,让陪审员无从怀疑被告的罪证。要让陪审员相信检方的证词,还必须在法庭上用证据来证实被告的杀人动机、杀人手法及杀人机会。

检察官综合了各项证据,提出以下假设:当天乔安娜在夏令营解散后独自骑脚踏车回家,途中遇到相识的罗纳,当时罗纳正驾车跟在后面,他靠近乔安娜时问她是否愿意坐他开的车去兜风,乔安娜答应了,便坐上了罗纳的车,殊不知半途中罗纳产生歹念,将乔安娜带到树林中,把她绑起来,并强奸了她,怕她回家报案,便一不做二不休,用刀杀死乔安娜,随后又用汽油焚烧尸体。

但是这个假设需要乔安娜的脚踏车佐证。乔安娜不可能将脚踏车丢在路旁,因此,脚踏车很可能放在汽车的后车厢内。我们打开车厢一看,并没有发现任何脚踏车的踪影,但是车厢内的一块锋利金属板上,留着几片油漆片,有黄、红、黑这三种颜色。很可能是罗纳在搬脚踏车时不小心撞到了金属板而留下脚踏车上的油漆。但是我们找不到乔安娜的脚踏车进行比对。

破案有时需要靠运气。我们正为未寻获脚踏车证物而焦急时,有一天,当地一个居民在六十多哩外的野外跑步时,发现树丛中有一辆脚踏车弃置在路旁。警察拿回来后,乔安娜的双亲认出这正是乔安娜出事当天所骑的脚踏车。经过比对,发现罗纳后车厢内的油漆片与乔安娜脚踏车的油漆相同。

在这些证据下,检察官决定以成人的强奸杀人罪来起诉罗纳。但是,由于本案并无任何目击证人,全靠物证,检方对能否起诉仍无把握,便决定先由大陪审团审理。

美国联邦的刑事案件,大多是经过大陪审团的预审,经过大陪审团不公开情况下审理认定证据充足后,检察官才正式起诉。大陪审团由一般民众组成,他们可以审阅任何证据,并可以强制传唤证人作证,而被告在大陪审团的审理程序中并无宪法保护。目前许多州已取消大陪审团预审的做法,而率由检察官决定是否起诉或证据是否充足,但是在处理许多重要案件时仍会先交由大陪审团预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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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方的专家证人(1)

在出任康州警政厅刑事鉴识化验室主任前,我曾多次到法庭上替公设辩护律师作证,不过乔安娜案是我走马上任以来首宗重大凶杀案。我们根据物证化验结果逮捕了罗纳,罗纳却坚称自己无辜,罗纳的父母也向报纸记者说,警方并没有令人信服的人证或物证来逮捕罗纳。康州法庭以前也没有单凭化验结果起诉嫌犯的前例,因而大陪审团开始传唤检方证人时,马上引起报纸和社会的关注。

在缺乏目击证人的情况下,大陪审团是否接受检方的起诉将完全依靠现场勘查及鉴识结果而定。出庭作证的前一天晚上,我再次将所有的证据钜细靡遗的审阅一遍,觉得所有化验方法及结果都符合科学根据,并且完全可靠。

作证当天我穿上笔挺的西装,打上内人特地为我准备的领带,提着一个装满着案情资料的公事包,一大早就赶到了法庭。

庭警将我带入一个安静的房间等候传唤。房间很安静,我顺手拿起桌上的一份地方报纸一看,头版上赫然有一则新闻,标题为《李博士今天将在乔安娜焚尸案为检方作证》,文章并不长,上面说,“中国出生、台湾长大的亨利·李博士,曾在台湾担任警官,后来赴美国深造,随即于纽海文大学担任刑事科学教授,数月前赴任康州警政厅刑事鉴识化验室主任。李博士今天将担任检方证人,向大陪审团提供该案的重要证据,此案能否成立将取决于李博士的化验结果,这将是本州首宗科学破案的重大凶杀案。”

文章十分简短,但却将我带回到从大陆到台湾的成长岁月。我手握着这张报纸,脑海中浮现出童年成长的漫长岁月……

我的祖籍在江苏省如皋县,世代在当地经商,生意做得很成功,家里相当富裕,颇受到当地乡亲的尊敬。父亲李浩民继承家业后,不再甘心自己的生意局限于如皋地区,听人说大上海滩是一个商机遍地的好地方,他便到上海南通一带经营石油及日常用品的贸易,生意非常兴隆。

父亲很疼爱小孩,除了整天在外面忙碌生意家计外,一有空就回家和小孩玩,父亲和母亲李王岸佛原已生了10个子女,1938年我呱呱落地时,已是第11个。很多人都担心孩子过多家计负担过重,不过,双亲都觉得他们已经习惯带大了这么多个孩子,再多一个也不会太累。

等到我一岁多时,我们便举家从如皋小镇迁到当时被称为“花花世界”的上海。虽然上海的大都会环境对我们来自小城镇的外来人很陌生,但是我们家人口多,住在一个很大的房子里,大家聚在一起,有说有笑,日子过得很愉快。父亲的生意越做越大,我们的生活一直十分舒适,不愁吃穿,母亲忙不过来,还请了佣人帮忙。许多同乡亲友到上海投靠我父亲,我父母待人很友善,热心助人,让他们和我们住在一起,因而进进出出的亲朋好友为数众多。

父亲在我们迁往上海后工作更加繁忙,不过他总会抽空教我识字,他的管教非常严格,有时我念错了字,他就用筷子打我的手掌,因此我在学习时都不敢有半点马虎,在他回家考我时,我都设法背得滚瓜烂熟。

在上海的日子过得很快,眨眼间就过了3年。到了1943年,父亲担心战乱会危及家人的安全及小孩的成长,便安排母亲带着我们兄弟姊妹前往台湾,二哥李政宣早几年已先到台湾经营农场,三哥李昌钢也随后在台湾找到一份工程师的工作,他们把我们兄弟姊妹安顿得很好,许多亲友也到台湾投靠我们。父亲定期从上海带钱到台湾,家中十分富裕,母亲和兄长们也十分慷慨地招待这些亲友或同乡,让他们住在我们家中,真可谓“食客数百”。

记得我在五岁的时候,全家人正喜气洋洋地备办着除夕大年夜饭,准备在父亲回家后大家一起开心地吃一顿团圆饭。就在这个时候,消息传来,父亲乘搭的太平轮出事沉没,船上的几百名乘客全都罹难。刚开始我们都不相信,但是,报纸、电台都陆续报导这一消息,称这艘运载几百名乘客及大批黄金的轮船的确在海上出事,无人生还。

这一噩耗太突然了,我们都不愿相信,我从来没有看过母亲如此悲伤,她觉得纵使轮船沉没,父亲仍有可能会在轮船沉没时死里逃生,便花了大笔钱雇了一架飞机飞到出事的地区四处搜索,但是没有任何结果。

父亲就此与我们永别了,他为我们编织好的在台发展的美梦也破灭了,原来投靠我们家的亲友同乡纷纷离开,剩下的是一位从未出外工作过、年近半百的母亲,带着失去丈夫之创痛,在家用所剩不多的情况下,于异乡陌地里担负起把十多个未成年子女抚育长大的重担。

母亲是一位性格坚强能吃苦耐劳的女子,在父亲罹难后,她擦干眼泪,承担起我们这个有十几张口的大家庭重担。家里只有两个哥哥及两个姊姊工作,积蓄又少得可怜。为了养活这么多小孩,母亲起早摸黑,四处奔波,忙里忙外,填饱我们的肚子,替我们安排学校,有时看到别人都有父亲而自己却没有,我们心里都很难过。母亲却将自己的痛苦掩饰起来,开导我们要好好读书,不要辜负她对我们的期待,也才能安慰父亲在天之灵。我们兄弟姊妹也理解到家中的困境,都会设法帮助家务,或到外面打工以贴补家用。

与上海的日子相比,台北的生活简直是天壤之别,家里常常缺钱闹穷,饭都吃不饱,衣服都是大的穿完小的穿,缝缝补补继续穿。用电也是十分节省,为了省电,我们小孩都围在一张圆桌上一起看书做功课,睡觉时间一到,得马上关灯。虽然母亲没有接受过教育,但是她知道父亲对子女教育的重视,尽管忙里忙外不可开交,但是一有机会她就查问我们的学业。家里没有钱,买东西都要考虑再三,但是如果我们需要文具或学费,母亲总是想尽办法去筹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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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方的专家证人(2)

当时我们住在桃园郊区,但上学却在桃园国小,要走很远的一段路。记得我入学那一年,学校不允许学生光着脚上学,母亲便用省下来的钱特意替我买了双鞋。自从父亲过世后我都没有穿过新鞋,大部分时间都是光着脚,虽然当时家里很缺钱,但是母亲还是挪出家人省吃俭用节省下来的钱替我买了双新鞋,我知道这双新鞋得之不易,不愿意将它穿坏,因此我总是在上学时光着脚丫提着鞋子走路到学校,到了校门口才将鞋子穿上,下午一走出校门时又马上脱下来,提着双鞋子光脚走回家。就这样,别的同学每年都换一双鞋,而我这双鞋却伴随我很长的日子。

虽然家里经济环境很不好,但母亲严格要求我们一定要读书,大姊李昌云、三姊李小枫、四姊李昌婉、六姊李昌萍相继到大学读书,毕业后又在大学教书或持家相夫教子。我母亲后来随同三姊搬到美国,我就留在台北跟四姊李昌婉和姊夫林伯安住。因为我在家中年纪最小,学校成绩平平,母亲在出国前就一再叮嘱我,要好好读书,希望我能拿到博士学位,为了不让她担心,我就答应她,一定会念到博士学位。在我求学的生涯中,我的兄姊均花了很多心血照顾我。四哥李昌鑫、五姊李昌霞、六姊李昌萍及两个妹妹李昌如与李昌芷,还有两个侄儿因为年龄相近,所以最谈得来。我们都是一同在贫困中长大的兄弟姊妹。

初中刚开始是住在大姊家里就读彰化中学,初二转到强恕中学;毕业后考上大同高中。在这段时间里,我结识了许多知心朋友,记得当时同班同学吴东明担任班长,他目前是国家安全会议副秘书长。刘平衡在班上担任文艺股长,后来成为著名的画家。我在班上担任风纪股长,后来就走上了警政这条路。

念初中时,我很想当一名篮球运动员,一有空就打篮球,虽然当时营养不良,发育缓慢,身材瘦小,但仍想争取加入篮球队。教练不想直接拒绝我,便叫我长到一米八以上再来。我知道自己的身高无法突飞猛进,篮球梦难以实现,便渐渐打消了这个念头,但是,在篮球场上花费的时间也不能挽回了。

等我觉醒到篮球这条路走不通时,我的学业成绩已受到影响,学科成绩一律平平。只有加倍努力,1957年参加升学考试时,表现还不错,海洋学院(即国立海洋大学的前身)与淡江英专(淡江大学前身)两所学院都录取了我。我权衡了一下,决定去海洋学院报到。

刚进入海洋学院就读一个星期,就得知台湾警官学校招生,是所培养警官人材的学院首度公开对外招考。这个消息十分吸引我,因为学员除不需要缴交学费外还可以获得生活津贴。尽管海洋学院的环境不错,但是我觉得自己的学费及生活开销给家人带来太大的压力,又不想一辈子都靠兄姊的帮忙,因此跃跃欲试。

我将自己的想法与家人商量时,他们都全力反对。我十分理解他们的顾虑,一来他们关心我的个人安全,二来以前旧社会的警察形象很差,贪污、欺压百姓的事情司空见惯。

我向家人解释道,政府已向外招生,就显示政府锐意改革警政之决心,而自己也可以透过报考去参与警政改革。

尽管家人依然反对,但是我偷偷去申请并参加了招生考试。放榜后,我幸运上榜,成为该学院首批对外招收的第24期学员之一,该期共招收50名学员,警校也成为我投身警政的开始。

警官学校生涯入学第一天,教育长及教官就对新学员训话,询问新学员为何要选择警校而成为警察队伍的一员。有的学员说,是因为以往被人欺侮,当了警察就没有人敢欺负;有的学员说,是因为当警察很威风,能保护社会大众;有的学员说可以替将来做官打下基础。当问到我时,我就照实说,我放弃了海洋学院而选择了警校,主要是因为警校免学费,又有津贴,加上毕业后工作有保障。语音刚落,马上引来哄堂大笑,但教育长及教官都对我报以微笑,肯定了我的诚实。

进入了警校,我觉得自己的人生进入了新的阶段。我完全舍弃了不切实际的梦想,立志充分利用警校的学习环境,为自己成为一位好警察打好基础。校方的伙食对我这个在家里只能勉强填饱肚子的年轻人来说的确丰盛,随着营养的增加,我的身体也越来越强壮。

官校的纪律和训练都非常严格,每天清晨六点钟就吹起床号,5分钟之内就要漱洗完毕并整理好内务,然后马上出操,这种训练让我养成了早起晚睡的生活习惯。

除了没有放弃篮球活动外,我还参加学校举办的各类活动,如柔道、摔跤比赛等,从这些课程中,我也学会了中国武术。我意识到做警察必须与社会各界打交道,口才要好才能做一位称职的警察,于是我参加了学校的各类演讲比赛,并得到了许多大奖。

我了解到这个学习环境得之不易,除学习校方安排的课程外,我对外语也十分有兴趣,在校期间从不放过学习英语的机会,一有空就背书温习。一年后,官校的体格及纪律训练有素,加上营养变好,使我比以往强壮,此外在应变能力上的训练,使年纪刚到20岁的我显得相当成熟,而且成绩名列前茅,家人不再为我担心。

警校每到暑假都安排学员到派出所或警察局和警员一起执勤巡逻。第一年的暑假我被派到台北的松山机场派出所实习,这个派出所负责机场的治安,责任非常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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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方的专家证人(3)

有一天,我和另一名警员正沿着机场旁的街道巡逻,一架飞机从我们的头顶高速飞过,飞机离地面很近,离附近房屋的屋顶只有十几米,看上去差一点就要接触到附近的高压电线杆,我便向这位经常巡逻这一带的同伴说道,这架飞机怎么飞得这么低,好像要碰到电线杆一样,他答道,这是常见的事,这里的飞机都是飞这么低的。

话音刚落,我们就听到上空“轰”的一声,接着就是连续性的几声碰撞撕扯声,前面十几根几十米高的高压电线杆摩擦着耀眼的火花应声倒下,我来不及躲过,在我前方的一根电线杆就朝我的方向压过来,“轰”的一声倒在离我几米远的地方,电线杆仍不断闪出火花,接着我听到前面不远的地方又传来一声巨响,听起来倒好像是地球被撞上一样,地上都有震动感觉。我往前一看,一架飞机头部朝下,尾部朝上地撞在几间房子上,机身正冒出浓烟,房子全都给压扁了。

同行警员和我一样都为眼前十几秒钟所发生的事情大吃一惊,他马上用无线电呼叫,“松山出事,松山出事,军用机坠落,军用机坠落!”我们边往前跑边向派出所报告情况,当我们接近机身时,机身上的字显得清晰些,同伴大声叫嚷道,“糟糕,好像是总统专机!”我们也顾不得倒下的电线杆及火花,拼命往机身跑去。指挥中心正发出指示,“快!快!赶紧将里面的人救出来,快!快救人!”

机身仍冒着浓烟,房子的大部分都被石头压着,我们用双手拼命地往里挖,拼命地将大块大块的石头搬开,汽油味、塑胶烧焦的臭味刺鼻,我知道一定要争取时间,如果汽油遇上火花,不仅救不了机内与屋里的人,连我自己的命都会送上。我用尽全力拼命搬,其他救援人员,消防队员均先后赶到,大家同心协力抢救受伤的居民及机员。四处都是血迹,我一把抓住一个全身都是血的人,他脸上的肌肉绷得紧紧,用力地咬着牙,我估计他正强忍着伤痛,二话不说就想把他抱起,没想到他一把将我的手抢过去,往嘴里一咬,锋利的牙齿紧紧地咬着我的手腕,我尖叫一声,赶来支援的警员赶紧跑过来帮忙,才将我的手从他的口中拔出来,鲜血淋漓,我来不及包扎,赶快和同伴们将这位痛不欲生的伤者抬离机身。

我用布将手腕上的伤口包扎一下后,马上赶回去帮忙维持事故现场。尽管当时没有记者知道,但是附近的民众都赶来,有的好意想帮忙,有的好奇来看热闹,尤其是当大家知道坠落的飞机可能是总统专机时,围观的民众越来越多。警校的教官就一直强调第一位赶达现场的警员要保持现场,我连忙加入维护现场的行列,隔离围观的人群,真没想到第一个赶到现场的警员除了要救人之外,还要维护秩序。

在情况稳定后,我才了解到,虽然这是总统军用专机,但当天总统并不在机上,咬我一口的伤者是一位少将的儿子,由于我们及时抢救,居民与机员全部生还。

这次实习的经历让我受益良多,我对警察工作也更加崇敬,他们在随时可能爆炸的现场冒着自己的生命危险去抢救他人的性命,同时还要保持现场,维护秩序,置个人生死于度外,此外还要替世人除暴安良,替社会大众打抱不平。经过这次实习,我发现自己渐渐爱上这个工作。一向教育我们与人为善的母亲观察了我在警校的表现后,也逐渐改变当初反对我进入警界的立场。

在随后两年的警校生活中,我都十分盼望暑假的来临。我非常喜欢和正式警员一起执勤巡逻,从他们身上我学到了不少东西。警校三年中,我也结识了许多终身好友。我们一同生活,一起学习,从而我和师长与同学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教育长梅可望,师长李兴唐、程盘铭、徐远龄等等,他们除传授警政专业知识外,还以身作则,教育人生哲理,影响到我的一生。

许多学员都有家人,周末或假期都回家与家人团聚,而我的兄弟姊妹都各自忙于自己的学业或事业,母亲又在国外;周末或假日时,我就和许多没有成家的同学在一起,一起读书,一起出外郊游。三年警校训练,为我的人生观奠定根基,尤其是校训——诚,更成为我的座右铭。

1960年,我以全班第二名的成绩毕业,分发到台北警察局服务。记得我负责的第一宗凶案是杀人碎尸案。被害者的尸体被剁成无数碎块,分别装在六个大瓦缸内,当我走近时,已闻到一阵臭味,看到缸内发黑的尸块,目睹凶手留下来的现场,真可谓惨不忍睹,我开始感到胸口好像被什么东西压得紧紧的,一股恶心的冲动升起,我强忍着呕吐,快步走出房外,深深地吸了一口新鲜的空气,再到现场继续侦查。

后来的几个月里,我眼前总是会浮出那些令人毛骨悚然的尸块,好几个月都不敢吃肉,不过,后来想一想,被害者的家属看到亲人遇害,且死无全尸,他们一定比任何人都悲恸。一想到受害者家属的处境,我意识到自己身为探员,有替天行道,替受害者讨回公道的责任,那种呕吐的感觉就逐渐消失了。

在以后的三十多年刑事侦查及鉴识生涯中,我处理了六千多宗案件,目睹过上万具尸体,正是这种社会正义感和对受害者及其亲人的责任感,给予我巨大的勇气,我要用科学的方法让被害者的尸体说话,来替自己申冤,协助刑警找出凶手。1995年底我应联合国之邀,前往波斯尼亚调查当地灭族屠杀的真相,埋葬无辜死者的现场到处都埋有地雷,不远处游击队出没无踪,随时都有丧命的危险。但是,我想到了当年日本军队在南京惨绝人寰的大屠杀,我感到责任重大,我不要让这种已经残害过千千万万中国人的屠杀继续下去,就是凭着这个想法,我一头钻入了这些臭味刺鼻,怵目惊心的死人堆里,寻找替这些无辜者申冤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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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方的专家证人(4)

台北警察局的工作虽然十分繁重,却也十分有意义。当时警政系统正雷厉风行地进行改革,许多方法都要靠自己摸索,从外国元首访台的护卫工作到刑事侦查都需要边做边学,再归纳出自己的一套方法。

当时越战刚刚开始,台湾成为美军过境及后勤补给的基地,警察局要处理的涉外案件越来越多。一些过境的美军经常在台湾闹事,曾因多位美军涉嫌强暴并杀害中国女子而爆发“刘自然事件”,民众包围美国领事馆,一时反美情绪高昂。

有一天,一个美国大兵酒醉后在街上调戏我国妇女,路人群起追打,后来他被追进了警察局,我当时正好值班,见到门外成群怒气冲冲的民众,我知道如果不让这位大兵留在警察局内,很可能会闹出人命来。

我马上通知美国宪兵队来领人。谁知道这个大兵见到我们警察仍破口大骂,向警察的制服吐口水,侮辱在场的警察,我上前劝阻,他不但不领情,反过来骂我,我不理会他的叫骂,没想到他得寸进尺,当着我的脸骂道:“你们中国人都是蠢猪……”

他骂警察,骂我本人,我都可以忍受,但是听到他骂起我们中国人及我的国家,我再也忍耐不住,双手握成拳头,气愤地指着他说,“住口,否则我就让你尝尝我拳头!”

他瞟了我一眼,用挑衅的语调说:“我就要骂你们这些中国人,怎么样?想打我?你敢!”

他上前向我挑战,我在警校学的工夫马上就派上用场,几招就将这位高出我半截的美国大兵制伏。我告诉他:“你可以侮辱我个人,但是如果你侮辱我的民族和国格,我绝对不会袖手旁观。”

现在,我虽然入了美国国籍,但是始终没有忘记自己身上流着的血,总是以身为中国人为荣,在许多国际性会议及与其他族裔人士共事时,我都处处谨慎,替我们中国人的形象着想,每遇到有人歧视中国人或贬低中国人时,我都义不容辞地反驳,为中国人据理力争。

金门服役没多久,我就被派往金门服预官役。我被派驻金门的田埔第一线,在第29师的一个连内担任政工官。金门的气氛与台北的不一样,刚到金门,我便马上感受到前线备战的紧张气氛。那时九三炮战刚过不久,隔日发炮,气氛相当紧张。每天天还未亮就和几百名军中弟兄一起挑石块建工事,晚上站岗放哨。夜间巡逻时,独自一个人孤单单地在沙滩上行走,夜风习习,天高月明,注视着对岸隐约可见的灰黑色山形轮廓,波涛拍打着脚下的岩石,有时还传来阵阵低沉的炮声,我感慨万千,在这一个宁静却又紧张的环境中,我悟出了许多人生哲理。

在警官学校读书时,我就喜欢写文章,投稿刊出后,还收到一大笔稿费。当时的生活很拮据,我一直想吃上一大串香蕉。第一次收到稿费时,我就到街上买了一大串香蕉,吃得痛快极了。随后,我投稿上瘾了,从散文到评论文章,我都有兴趣,渐渐地,写作从业余爱好变成了副业,我用稿费买了双皮鞋,几套衣服,在金门前线时,我将自己体悟到的人生哲理写成散文,继续投稿。

虽然我是连队的政工官,但是我都和战友们打成一片。不过,也常碰到一些头痛的琐碎事情,例如,连队过节时杀猪加菜,一头猪只有四条腿,但是连队里有五个排,怎么分才公平?每个人都想要猪肝和猪腰,连长吩咐要将猪肝和猪腰留给干部,我转将这些猪肝猪腰分给没有拿到猪腿的那一排吃,才平息分猪肉的风波。从这些细微的事情,我就意识到要做一个公正的人往往吃力不讨好,但是一定要有公正心,久而久之,士兵或下属才会信服你。

取得了信任,做起事情来就很容易,一旦连队里出现一些状况时,处理起来就比较顺利。有一次,有个老班长想不开,手里挥舞着一颗手榴弹,口里嚷着自己有家归不得,年纪又大,后半辈子的生活没有指望等等,要炸死所有人,与连队同归于尽。连队的长官就叫我前去劝说。这位老哥平时对我的印象很好,对我很信服。我冷静地应付,耐心地分析当时的局势,鼓励他重振生活下去的勇气。听了我的劝说,他终于放下手榴弹,大家也松了一口气。

又有一次,连队的一个战友发现房间里的钱包被偷了,战友相互猜疑。有一名战友向长官说,李昌钰是警官,为何不让他来查案,弄个水落石出。长官觉得不妨试一试,我马上将被害人的房间封锁起来,然后细心地将存放钱包的地方周围的指纹取下。然后我请长官要求所有可能到过房间的士兵都按指纹留下记录。经过仔细的比对,果然发现有一名士兵的指纹相符。 “嫌犯”起初还抵赖死不承认,但当我拿出指纹来对照,他不得不供认是他偷的,而且还供出他将偷来的钱包藏在地雷区中。为了证实其说法,我们来到了地雷区,小心翼翼地越过地雷才找到了这个钱包。自此之后,弟兄们都知道指纹鉴定的神奇。

一年多的前线从军生涯就这样在紧凑的节奏中过去了。一年以来,我目睹了不少战友受伤或身亡,我常常在想,人的生死是否是命中注定,匆匆来到这个世界上到底是为了什么?有些人为了利,整天做钱的奴隶;有些人为了名,整天奔波不停,有些人为了权势,绞尽脑汁;有些人有了钱,有了名,有了势,但是仍不肯松手;为什么人要这样自私?正是因为许多人自私自利,而带来诸多的社会问题。假如我们每个人都能知足,都能适可而止的话,也许人生会变得更美好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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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方的专家证人(5)

缘结一生当完兵后,我回到原来的台北市警察局外侨刑事组工作,负责处理外籍人士的居留手续等事务,在这工作岗位上,我结识了我未来的妻子宋妙娟。

1961年的一天,我正在值班,一位身材苗条,容颜清丽的女学生前来办理签证延期手续,我一看她的申请表,发现她是在马来西亚出生与长大的华侨子女,中文名字叫宋妙娟,正在台湾师范大学攻读教育学位。与她交谈后,发现她竟说得一口流利的国语,而且只身前来台湾求学,我对她的聪明才智及胆量十分佩服,敬慕之意也油然而生。略谈一会,竟然发现她也十分喜爱打篮球,还是师大女篮队的主力队员。

我曾一度渴望成为篮球队员,得知妙娟是一名篮球女将时,我和她的话题自然多起来,我们交换了电话号码。以前我都没有交过异性朋友,刚好高中同学吴东明也从陆军军官学校毕业,有空常和我见面,我便经常找他当电灯泡,请他出主意,帮我追求妙娟。渐渐地我和宋小姐的接触机会就多起来,我从未曾对一位异性朋友有那么深厚的好感,也从未发现自己与一位异性朋友有那么多的共同兴趣。我们一起看球赛、看电影、一起吃饭,度过了许多甜蜜的日子。

有一天深夜,我和几位警员临时漏夜出动,一起去逮捕嫌犯。当我们撞门时,嫌犯正准备逃走,幸好我们及时将他团团围住,他在黑暗中挥着一把利刃,当他的背朝向我时,我猛地冲上去,将他双手和身体紧紧抱住,其他几位警员趁机将他制伏。一位警员用手电筒在现场查看时,发现地上有许多血迹,他高声问:“有谁受伤了?”我看了看其他警员,发现他们都安然无事,再看看自己时,我惊叫一声,“糟糕!我受伤了。”我发现手掌上的刀伤仍在流血,赶紧将伤口包扎起来。

我尽量不让妙娟知道,但是她仍然发现了我的伤口。她对我说:“我愿意执子之手,与子偕老,但是,不愿意与一具尸体在一起,你答应我以后都不要再被人刺伤或受伤了,好吗?”她深知我对警察工作的喜爱,但她的关怀,让我心里很温暖。如果要我选择,我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妙娟。

从金门返回台北后,我并没有放弃写作投稿的副业。在工作之余,我经常阅读海外的报纸杂志,接触到不少新知。当时的薪资仍很低,家里的收入十分有限,我抽空就将这些英文文章摘录翻译出来,然后向《警光》杂志投稿,没想到稿件经常获选,每一千字的稿费有十五元,在当时来说是相当丰厚的。结果我越写越上瘾,除科技新知外,我还写评论性文章。不过,由于经常接触到外国的各种新知,我发现自己的知识仍远远不足,从而产生了到美国留学深造的念头。母亲立刻举双手赞成,并马上写信给在美国留学的三姊,请她帮忙办理申请手续。要到美国留学,就意味着要放弃自己逐渐爱上的警察工作。

在我决定出国留学的同时,我与妙娟也论及婚嫁。当妙娟将我们的结婚计划跟父母商量时,她父亲极力反对,因为他对警察根本没有好感,觉得当时警察都是一些不学无术,仗势欺人之辈,万万嫁不得。我妈妈也反对我们结婚,她责怪我当初曾答应过她,要拿到博士学位后才结婚,怎么现在这么年轻就谈恋爱结婚?

她爸爸发现女儿意志坚决,便亲自赶到台北。当我与她父亲见面时,我坦诚地表达了我和妙娟的感情以及计划,我们一问一答地慢慢谈起来了。他对我的表现似乎满意。在停留台北的两个星期内,他对中国现代警察有了认识,便同意让我们结婚,惟一条件是必须回到马来西亚再举行一次婚礼。

我妈妈当时在美国,但是为了不让她担心,我写信给她,解释说我们结婚并不等于放弃我的承诺,我一定会完成博士学位。不久,我妈妈也答应了这门婚事。1962年春天,我和宋妙娟在台北办理了结婚手续,虽然双方家长都不在台北,但是我们的同事和同学协助我们筹办了一场简单但温馨的婚礼。

婚后,我们租了一个小房子,由于要办案,我经常起早摸黑,有时台风来时,都要加班出勤。此外当时有许多外国元首到台湾访问,特勤任务也特别繁多,妙娟当时仍在大学念书,功课很紧,两个人都很忙碌,但是我们这个小家庭却过得很愉快,许多单身的朋友常常到我们家聚会吃饭,虽然是粗茶淡饭,但是这个家天天都充满着笑声。

当时警界高层警官都由军方转调,警校背景的学员虽然工作很出色,但是由于背景不同,升迁困难,前途十分有限。虽然政府有意改革整顿,但是我觉得有必要对自己的人生进行再次规划。刚好妙娟大学毕业,我觉得应趁机攻读博士学位,展开人生新页。

就这样,在妙娟毕业后,我辞去了警官工作,告别了生活了近20年的台湾,前往马来西亚砂越。妙娟的父亲宋光荣是当地侨领,颇受侨社尊敬,我们首先在砂越举办一场婚礼,这次婚礼办得热闹非凡。因为我在台湾也办理过结婚手续,现在又在马来西亚的婚礼上再度宣誓,有人笑我是重婚,但毕竟我两次都是和同一位自己心爱的人结婚。

我们本来计划在马来西亚举行婚礼后就动身前往美国留学。不过,有关留学的手续仍未办妥,我们便决定先留在砂越等候,闲在家里不是办法,我便出外工作。马来西亚的大部分华人都说广东话或客家话,不过,大家所看的报纸都是华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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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方的专家证人(6)

我便向当地的一家名叫华联日报的报社申请工作,结果被聘请为记者,在恶补广东话后就到社区采访,报导侨社相关的新闻,同时我还写一些短评等,不到三个月,升为助理编辑,五个月后,我被任命为总编辑。真没想到过去我只是业余的撰稿人,而在台北培养出来的写作技能,竟让我成为专业的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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