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美国当警察（连载，全书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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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人物列表


1．石子坚：美国一流警察，神枪手，中国功夫王李小龙第二，外号BRUCE LEE

2．东华：石子坚的妻子，在美国当华人导游，讨厌美国警察，视美国为“人不人，鬼不鬼的地方”

3．石姗：石子坚与东华的女儿，满脑子西方文化，是一个地道的“黄皮白瓤的香蕉人”

4．安娜：石子坚的红颜知己，美丽、大方，善解人意，与石子坚“心有灵犀一点通”

5．吴新玉：石子坚在中国的大学同学，擅长以假乱真赚大钱，外号“无信誉”

6．托尼：石子坚在警校的同学和好朋友，移民，与石子坚同病相怜

7．麦克医生：石子坚在华盛顿大学的室友，对石子坚的能力佩服有加，竭尽所能帮助他

8．罗伯特：石子坚在华盛顿大学的同学，学习成绩平平，却在FBI当特工

9．布莱尔教授：石子坚在华盛顿大学的导师，对学生要求严格，给石子坚的告别话是“美国没有适合你的工作”

10．姜馆长：石子坚练跆拳道的指导师父，韩国全国跆拳道冠军，豪爽侠义

11．吉姆斯上尉：石子坚的上司，从骨子里瞧不起中国人

12．卷毛少尉：华盛顿监狱负责人，脾气暴躁，喜欢安排石子坚在黑色星期五和最乱的监号值班

13．老越南：一个经历坎坷的人，华盛顿监狱监号负责人，在黑色星期五中与石子坚惨遭犯人毒打，大难不死

14．红帽子：FBI在华盛顿监狱发展的内线

15．汉德森：华盛顿监狱独居监号的健美冠军，与石子坚有一箭之仇

16. 八字胡：华盛顿监狱的犯人，喜欢说假话，惟恐天下不乱。

[ 本帖最后由 jcczpcs 于 2008-11-22 11:24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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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


许多事情都是在阴错阳差的瞬间促成的。今年五月份回国时，与几个朋友谈起在美国当警察的一些片断，在他们的怂恿之下，我便萌发了写这本书的念头。

用玩枪杆子、击沙袋的手写作，有如逼着秀才上台打擂。出版社规定了交稿日期，如同一道限期破案的军令状。几个月来，我就像把戴上手铐的犯人硬塞进警车一样，每天把自己强按在写字台前。有时灵感一来，一天就能写出一章，但更多的时候，脑子里如同一团乱麻，理不清，斩不断，一个星期也憋不出一页。直到完成书稿，我的禁闭才宣告解除。现在，这本书终于和广大读者见面了，还真得感谢那几位给我戴上紧箍咒的朋友，要不是他们，说不定这些故事会永远被封存在我的记忆之中。

几个月的写作，勾起了我来美16年的回忆。当年在夏威夷入境时那种误入歧途的感觉依然记忆犹新。一棵生长在泥土上的小草，被突然拔起来插在黄油上，那种窒息的感觉至今令我战栗。我挣扎着，在新环境学会了呼吸、生存、奋斗。在一次又一次的痛苦之中，重新锻造了自我。随着书稿一页页增加，来美后的苦辣酸甜也一次又一次袭上心头，时而让我落泪伤感，时而又令我振奋不已。希望读者能从书中体会出我的这番感受。

奋力的攀登和辛勤的血汗使我走向成功，也为女儿铺出了一条鲜花盛开的大道，她不必再重新经历我所受过的移民苦。同时，我也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当我在事业上不断攀向新的高峰，我的婚姻和爱情却在日益枯萎。假如我当年没有跨出国门，说不定依然端着铁饭碗，一家三口过着平淡和睦的日子。我这一步走的太远了，不仅把女儿变成了黄皮白瓤的香蕉人，也把自己变得面目全非。回国时曾遇到一位以前的同事，16年不见，她的第一印象就是，我已从过去的文弱书生变成了彪悍的美国特警。命运把我们一家三口安排在三个不同的国度，无论是愿意还是无奈，我们都将沿着三条不同的生活道路。朝着不同的方向继续走下去，而且越走越远。

写作中途，父亲突然去世了，我的精神几乎崩溃。将近一个月，我没有动笔，我觉得自己为之奋斗的一切都失去了意义。我最应该做的就是守在父母跟前尽孝。书的部分内容，就是怀着对父亲的思念和自责，伴着泪水写成的。父亲对我的人生起了十分重要的引导作用，父亲的在天之灵继续保佑我吧。

为当警察付出如此代价，值得吗?

有人认为我应该像书中当律师的吴新玉那样，先把腰包装满了再说。的确，与我同时来美国的朋友大都已经腰缠万贯，住进了豪宅。我却依然故我。我希望更多的华人积极从政、从警、从军，而不是只顾个人致富而游离于美国主流社会之外。印尼的华人虽然富有，但却任人宰割。华人中不仅要有杨振宁、李政道，而且要出现更多的骆家辉、赵小兰、李昌钰。伊拉克沦陷后，一支蒙古军队随联合国维和部队进驻首都巴格达。此事令全球华人振奋不已。800年前，首次攻陷巴格达的就是忽必烈的弟弟，没有哪个民族以割地赔款为荣。财富虽能帮中国人摆脱贫困，但却不足以让我们挺直脊梁.

承蒙天津市公安局邀请，为国内同行介绍美国警务制度，并有机会与交警、巡警、防暴警，以及警官学院的教官们进行广泛接触，还有幸为正在天津法官学院培训的全市司法警察授课。我感觉到，天津的警务建设正朝着与国际警务规范接轨的方向发展。我与警员们一起做俯卧撑，一起交流徒手擒敌的战术动作，一起演练如何拦截违章及犯罪嫌疑车辆。我忽然感觉到，这才是我的用武之地。近年来，暴力袭警、绑架人质、自杀式攻击、大型骚乱事件，都对现行法律、警员培训、执法权限，以及警用设备提出一系列新的挑战。2008年北京奥运会，中国警察将如何向世界展示自己的风范?形象和英文能力固然重要，但恐怖活动、情报、跨国金融犯罪、风化犯罪、交通管制以及安全保卫等，都将是非常严峻的挑战。

书中的故事都是我亲自经历或者就曾发生在我的身边，为保护当事人隐私，除了美国政要都用了真名之外，其他当事人都用了化名，对案件情节也进行了必要的穿插调整，张冠李戴，以免有人对号入座。因此，本书仍属于纪实文学作品，而不是一本百分之百的自传。

此书在构思过程中，许多朋友提出了宝贵意见。在此深表感谢!

最后，衷心希望更多的热血青年加入公安警察队伍，站在与刑事犯罪斗争的第一线，为国为民除暴安良。

石子坚

2004年11月于美国华盛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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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跨出国门

离妻别女，远渡重洋


泪水涌上我的双眼，涌出眼眶，止不住地哗哗而下。这是怎么了，这还是我石子坚吗?三十二个春秋，没哭过几回呀。当侦察兵时，一次散打训练时胳膊脱了臼，疼得我顺着额头淌汗，硬是一滴眼泪也没掉。难道是舍不得妻子舍不得家?

弹指一挥间，我已在美国奋斗了16年。回想初到美国的情景，酸甜苦辣一齐涌上心头。为了打入美国警界，我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在监狱工作被犯人毒打，差一点死在监狱里。不由想起美国第一位华裔州长骆家辉说过的话。他家距华盛顿州州府仅有一英里之遥，可这一英里走了三代人。这短短的一英里凝聚了骆家三代人在通往美国主流社会漫长征途上所付出的艰辛。我穿上了警服，佩上了警徽，挎上了手枪，成为捍卫星条旗的卫士。虽然警官不能与州长相提并论，但我相信我们经历过相同的艰辛，因为我们都是黑头发、黄皮肤，都要在金发碧眼的白人圈里杀开一条血路，打出一片天下。所不同的是我把这个过程缩短了。骆家三代人所经历的移民苦都浓缩在我这一代人身上，这段人生经历我将永远铭刻在心。

无法平静的心情又把我带回到刚来美国的日子。

1988年8月，北京国际机场。

“对不起，先生，请系好安全带。”

我迷迷糊糊地睁开双眼，只见一个金发碧眼的美联航空姐正彬彬有礼地注视着我。哇，她该不止五十岁了吧，看她那有棱有角的面颊，高挺的鼻梁，还有那双海水般蔚蓝的大眼睛，年轻时绝对是个令小伙子垂涎的大美人，可岁月的痕迹却一丝不苟地刻在她那曾经美丽过的脸上，脂肪也快把本来曲线清晰的身条填满了。美国空姐怎么这么大岁数?我一边自言自语，一边乖乖系好安全带。后来坐飞机多了才发现，美国不仅有许多老空姐，而且还有老空哥，干脆叫空大爷，只有亚洲各国航空公司才有名副其实、有回头率的空姐。

伴随着发动机的巨大轰鸣，飞机震颤着驶上跑道，加速，再加速，然后腾空而起。轮船要一帆风顺，可飞机却要逆风而上，就像我这一生，不是逆风就是逆流，还有暗礁，不知上帝为何给我安排了这么一条坎坷的人生道路。

透过舷窗，我努力朝候机楼方向张望，希望看到爱人东华和女儿石姗的身影，她们肯定还在那儿，隔着大落地玻璃目送这架波音747客机起飞。耳边仿佛听到东华那深情的呼唤――放心去吧，石子坚，去实现你的梦。我再次朝候机楼投去搜索的目光，希望再看她们一眼，此时，巨大的候机楼已变得像一所矮小的民宅，又变成了火柴盒，一会儿连火柴盒也没有了，大地被迅速地推远了，变成了一块大沙盘――被切成条条块块的大沙盘。

泪水涌上我的双眼，涌出眼眶，止不住地哗哗而下。这是怎么了，这还是我石子坚吗?三十二个春秋，没哭过几回呀。当侦察兵时，一次散打训练时胳膊脱了臼，疼得我顺着额头淌汗，硬是一滴眼泪也没掉。难道是舍不得妻子舍不得家?仿佛是但又不全是。一年来含辛茹苦，不就是盼着有一天能坐上这架越洋客机跃出国门吗?我所遇到的每个难题，每次挑战，不都被我一一战胜了吗？当拿到乔治?华盛顿大学刑侦系硕士研究生的录取通知书时，当拿到美国驻北京领事馆签发的F-1学生签证时，我不是满怀兴奋、喜悦和骄傲的心情接受妻子和家人的祝贺吗？怎么这一切现在全都荡然无存，变成一腔落寞惆怅，甚至是悲伤了呢?

“坚强点！”心里蹦出一句自我勉励的话，可马上又觉得有点好笑，哪跟哪啊，又不是遭到了什么重大打击，蒙受了不白之冤，去美国，这不是梦寐以求的好事吗？坚嘛强呀!心里虽然这么想，可那种非酸非甜，非苦非辣的味道，一种难割难舍的情怀，仍然不停地在心头涌动，排遣不开。难道这就是故土难离，这就是对这块生我养我，而我也为之付出了青春的大地的眷恋之情？我有生以来头一回感觉到，这块黄土地像磁石般地吸引着我，其力量是那样强大，以至于要挣脱它是如此痛苦，如此困难。我用左手拇指和食指按住眉头，反问自己，石子坚啊石子坚，抛妻别女，远渡重洋，这一步到底走的对不对?

一年之前。

我和妻子东华带着四岁的女儿石姗到孩子姥姥家过周末。午饭后，姥爷照例回房午睡，女儿坐在电视机前聚精会神地观看米老鼠与唐老鸭，东华和母亲在厨房收拾。

“石子坚，还在外院进修英语吗？”东华的姐姐安华边问边递给我一个削好的苹果。安华是我在公安局的同事，我在刑警队，她在秘书处，因我几次破案有功，受到局长嘉奖，因而对我印象极佳，就把二妹东华介绍给我。

“是啊，快结业了。”我边吃边答，“在外院进修跟自己闭门思过就是不一样，尤其是口语和听力，都着实长进不小，将来涉外案子多了，我这块料兴许还能派上用场”。

“那还不得等到猴年马月了，”东华的妹妹丽华插了进来，她们姐妹三个当中，属丽华最开朗，用现在的话说，叫做阳光女孩儿。

“姐夫，人家学英文都是为了考托福出国，你的想法也太落伍了吧，在国内有什么混头。”小姨子说话历来心直口快。

“别瞎扯！”岳母从厨房走出来，打断正在兴头上的丽华。

“都三十多了，还折腾什么?在公安局干得好好的，也当上科长了，再熬几年提个处长不就行了，你爸爸干了一辈子不才熬个处长，别不知足，看人家出国眼热，你出去，指不定是祸是福呢，稳稳当当过日子比什么不好？”

丽华刚要还嘴，被大姐使个眼色阻止，安华顺着母亲的话说道：“李搏当处长是有希望的，学历、能力都摆在那，”她顿了顿，冲我一笑，“不过，你得再拿一个学分才行”。

“什么学分？”我不解地问，刑侦专业本科、英语进修大专，够用了吧。

妻子东华看我不点不亮的样子，便一语道破天机：“关系学呗，关系学懂不懂，别老干你玩命别人领赏的事。”

出国的话题转到关系学上，争执也就没有了，谁都知道，这门课我一向不及格。

小姨子一句话，改变了我们一家三口的人生。

一年来，我把精力全放在英语上了，考托福、联系大学，婚后的积蓄也用得差不多了。跟我前后脚结婚的同事，都在装点自己的安乐窝，我们婚后添置的惟一用品，就是那台能收短波的半导体，为听英语900句才买的。同事们来串门，望着我们家徒四壁的斗室，不知我们两口子在忙什么，把一个家搞得如此狼狈。我们当然知道自己在忙什么，但这究竟是为什么却从未仔细想过，也没有时间去想。此时此刻，我坐在这架载着我跃出国门，飞向大洋彼岸的飞机上，才想起了这个为什么。这一年来，真像参加了一场马拉松长跑，东华就是我的助跑者，在一旁引着我、鼓励着我，一样的紧张，一样的辛苦。快到终点时，她又尽全力推了我一把，我飞起来了，她却远远地落在后面，留在我起飞的地方。

我会从此失去她吗?随着这一闪念掠过，我不觉心头一紧。不，绝不能。刚才与东华在候机楼分别的情景又浮现在脑海里，八十年代还不时兴拥抱，但我俩却情不自禁地在大庭广众之下拥抱吻别，我俩都哭了。石姗站在一旁，怔怔地抬头望着紧紧拥抱在一起的爸爸妈妈。那时国人对美国的了解还很少，就连拼了命要去美国的我，也不知道等在我面前的是什么。

我头也不回地朝候机口走去，我没有勇气再回头看她们。被隔在国际出境线另一边的人们，正朝我们这边挥手，还踮起脚尖翘首眺望。我想起文革时人们在火车站送知青奔赴农村边疆的情景，随着“大海航行靠舵手”的乐曲响起，列车缓缓地驶动，车上车下顿时哭成一团，一幅生离死别的惨相。那是土插队，背井离乡，我现在是洋插队，远渡重洋。这是我一年来冲刺的终点，还是新的起点?哪是我的终点?我不知道。

想到这里，不由得用手摸了摸上衣口袋，里面装着用全家仅存的现金兑换的200美元，东华把钱缝在我的上衣口袋里。她们娘俩以后的日子怎么过，我不敢再往下想，我要想的是如何用这200美金在美国站稳脚跟。

二十多个小时的飞行和中途转机，对于第一次坐飞机的我来说，晕机成了我跨出国门后所面临的第一个考验。飞机一过上海，我就开始呕吐，到了夏威夷，我已经一天一夜没吃东西，也不敢吃东西，怎么吃的还怎么吐出来。原本强壮的身体一下子变得十分虚弱，两只脚就像走在沙丘上，一步一陷的，出国前满脑子到美国如何打拼的蓝图此刻只剩下两个字：“回家！”

美丽的夏威夷并没有唤起我对美国的好感。一踏上美国土地，我立刻被一股气味顶住了，咖啡味，地毯味，香水味，加上各色人种的人味，混在一起，成了一股令我无法接受的美国味，挥不去，赶不开，熏得我头昏脑胀。气味不对，颜色也不对，商店五颜六色，人也五颜六色，晃得我眼花缭乱。我这根生长在泥土上的小草，现在被拔起来，插在黄油上，立刻就窒息了。可我却不能诅咒那拔我起来的人，因为那个人就是我自己。

“自作自受，自作自受！”

我坐在椅子上，等着接受移民局官员的盘问，我真想回到二十四小时以前，回到那能让我呼吸的黄土地上。一想到了华盛顿，打工留学还不知要受多少罪，本来紧张的心情反倒轻松，踏实了，最好说我有移民倾向，把我原机送回，读哪门子学位，连学校大门还没看见就快吐血了，像被活剥了一层皮，这份洋罪还真不好受啊。

胃里又是一阵波涛汹涌，我歪歪斜斜地冲进卫生间狂吐起来，连胆汁都吐干净了。我漱了漱口，洗了把脸，觉得稍微轻松了一些。

我最后一个办完入境手续，尽管移民官把我问了个底儿掉，还是签字放行了。我不知是喜是忧，看来这洋罪还得继续受下去。一抬头，从北京一块登机的几个中国人都在等我，见我出来，一齐朝我招手，我觉得心头一热，几步跑过去，就像见到了亲人，感到鼻子酸酸的，强忍着没让眼泪掉下来。

旅伴们想利用等待转机的时间欣赏夏威夷的美丽热带风光，我自知体力不支，便靠在沙发上闭目养神，还得八九个小时才到华盛顿呢。沙发正对着大厅门口，一阵阵带着咸味的海风吹进来，扑入我的鼻腔。我深吸了一口气，感到异常清爽，翻腾躁动的肠胃也渐渐平静下来。我睁开双眼，看见门外一株株高大的椰子树，白色的沙滩和蔚蓝的大海，随着阵阵沁人肺腹的海风，我不知不觉地进入了梦乡。

十八岁那年，我应征入伍，到海南岛驻军某部特务连当了一名侦察兵。人称海南岛是东方夏威夷，那婆裟摇曳的椰林，细白如银的珊瑚沙滩，还有四季常青的热带风光，和我眼前这番景象毫无二致。四年军旅生活，每天摸爬滚打，真枪实弹，练就了一身真功夫，成了大比武的军事尖子。当时还不知道，这身功夫多年后竟成了到美国打拼的本钱。

华盛顿，杜勒斯国际机场。

人流顺着宽敞的通道向主候机楼涌动着，身着各种服饰，肤色各异的人们，与自己人讲着各自的母语，一旦与外人交谈就换成英语。人们急匆匆地走着，奔向行李出口、出租车或者在寻找前来迎接的亲友。

我迈着疲惫的双腿，强撑着昏沉沉的头，虽然看不见自己的脸，但肯定是苍白的。

“石子坚，石子坚！”有人在喊我的名字。

我抬起头，顿时眼睛一亮，“吴新玉！”就像落水的人抓住了一块木板，我紧走几步，一把握住他的双手。

吴新玉是我的大学同学，毕业后，我进了公安局，他到司法局当了律师，那时还没有私人律师，他也算政法干部编制。他两年前来美，现正在法学院读法律，再有一年就毕业了。当时他出国时，因为路子没打通，六个多月愣没办下来护照，还是我给他走了个后门，他才如愿以偿。

寒暄了几句之后，吴新玉指着身边站着的白人姑娘用英文向我介绍：“这是我女朋友文迪。”

我只从照片上见过文迪，没想到她也一块来机场接我。虽然学了好几年英语，还真没直接跟美国人对过话，看着文迪笑眯眯地等我开口，竟一时不知如何是好，连很高兴见到你也不会说了，满脑子都在想，吴新玉啊吴新玉，你小子艳福不浅啊，泡上洋妞儿了。

文迪见我站在那愣神，便主动上前跟我打招呼，还用半生不熟的中文对我说了句：“你好吗？”落落大方，毫不拘束。我暗暗埋怨自己，怎么上不了台面呢。

文迪是吴新玉在法学院的同学，她大学毕业后，为了弥补过分优越的生活条件所带来的阅历不足，曾主动到南美洲贫穷国家去做义工，有点像我们当年主动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文迪后来成了华盛顿大名鼎鼎的律师。

文迪驾驶着父母送给她的浅蓝色宝马在高速公路上飞驰。为了分散我的注意力，免得再因晕车重受二茬儿罪，她一会儿让我看湖边的野鹅，一会儿又让我看远处的树林。我也觉得精神多了，支起耳朵仔细听文迪嘴里蹦出来的每个英文单词儿，竟然都能听懂!我开始对自己有了信心。

汽车驶过一个建筑工地，我看到工地上有不少金发碧眼的美国工人，穿着T恤衫、牛仔裤，觉得既新鲜又好笑，在我脑子里，白人都是西装革履，哪有这副打扮的，还干粗活儿。

吴新玉看出了我的心思，说道：“你忘了已经在美国了，他们看你才是老外呢。”

他又把跟我说的话用英文跟文迪学了一遍，然后两人便叽哩咕噜地用英文聊了起来，有说有笑的。真见鬼，刚才耳朵还挺作劲的，这会儿怎么又不好使了呢，听得我一头雾水，根本插不上嘴。我心里又毛了，这要是上课，能听得懂吗?

我真成了老外了，在夏威夷入关时，那股美国味弄得我对美国印象就不好，真想打道回府。这会儿又大眼瞪小眼地听人家用英语对话，除了几个英文单词儿，根本听不懂上下文。这美国怎么看哪都陌生，瞅哪哪别扭呢。眼前这条公路通向何方?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人家把我安顿好后就算尽了地主之谊，也还了我当初帮他办护照的人情。我能有他们送一程已经很不错了，好多留学生下了飞机还不是自己摸到学校的，哪有人送啊。以后的路要靠自己了，就算没有路也得踩出一条路来。

一种孤立无援的感觉顿时涌上心头。在国内时，总抱怨领导管得太多，问得太细，现在可好，既没人管也无人问，一切好自为之，像断了线的风筝似的，随着风飘。我们远渡重洋来求学，学校怎么连接送都不管，光来个通知，告诉你何时何地到校报到，总得有个人组织组织啊。看来出国前做的那些思想准备都没用了，根本不是想像中的那码子事，没有组织让你依，也没有人让你靠，就跟国际歌里唱的一样，“全靠我们自己”。你不能自力更生，就别想在美国立足。

在美国定居多年之后，时常回想刚到美国时的感受，那真是心里没底啊。这怎么办，那怎么办，根本没人帮你。等你弄明白了，闯过来了，也没功夫帮助那些步你后尘的人，因为你又要面临新的问题，克服新的麻烦。我就是这么一步一滑、三步一摔跤地在美国站稳了脚跟，获得了硕士学位，还当上了令美国人也望而生畏的美国警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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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华盛顿大学接受老美的挑战


“我在刑侦系执教二十多年了，培养出无数专业人才，你是被录取的第一个中国人，你不会让我失望吧？”布莱尔教授一边看手里的材料，一边抬起双眼，透过黑色的老花镜镜框打量着我，好像在问，你小子行吗?

以美国开国元勋华盛顿命名的乔治?华盛顿大学，位于首都哥伦比亚特区，与白宫、世界银行、水门饭店相临，GWU是这所美国著名私立大学的英文缩写。

哥伦比亚特区就是美国人嘴里的DC，面积不大，人口不过70万。没有工业，无法与芝加哥、底特律相提并论，商业也不发达，较之纽约的曼哈顿也大为逊色。华盛顿也不是海滨城市，沿95号高速公路向南两个多小时才能到达大西洋的海湾，所以又不能与圣地亚哥、夏威夷媲美。但是，DC有自己的独到之处，她有美丽的波多玛克河环绕，构成与马里兰州、维吉尼亚州的天然分界线。当年华盛顿总统选此处定都，这条在此分叉又合流后汇入大西洋的波多玛克河便是主要因素。

国家公园是华盛顿的心脏，也是美国的心脏。高耸入云的华盛顿纪念碑，构成了中心里的中心，纪念碑正北不远就是白宫，正南相等距离，坐落着美国“独立宣言”的作者、曾为美国拓疆扩土的杰佛逊总统纪念堂，西边是宏伟的林肯纪念堂，东面是居高临下的国会大厦。贯穿东西的宪法大道和独立大道，把沿大道两边的联邦政府机构和博物馆、纪念堂串连起来，构成一个东西长、南北窄的长方形，其中除了古典的哥特式建筑，便是绿草如茵的大草坪，在此曾举行过无数次群众集会和示威游行，包括百万黑人游行、百万母亲游行，以及全美同性恋大游行。华盛顿是美国的政治、文化中心。

跟许多美国大学一样，GWU既无围墙也无大门，她与城市自然地融为一体，成为美国政治中心的一个组成部分，不断为美国输送各类优秀人才。

GWU的刑侦系主要培养警察系统的管理人员、侦探、特工以及刑侦技术人才。与其他专业相比，社会对刑侦人才的需求量相对较少，刑侦系的规模也不大，位于法学院与化学系之间，以便于教学和实践，因为该系的培养目标是既懂法律又懂技术的全面人才，主修课程都与法律和刑侦有关。

布莱尔教授是刑侦系系主任，也是我的导师。

“我在刑侦系执教二十多年了，培养出无数专业人才，你是被录取的第一个中国人，你不会让我失望吧？”布莱尔教授一边看手里的材料，一边抬起双眼，透过黑色的老花镜镜框打量着我，好像在问，你小子行吗?

我不敢怠慢，有了跟文迪在机场见面反应迟钝的教训，知道跟美国人打交道得快节奏，便连忙把背了不知多少遍的学历、经历和办案实践向导师汇报，没等我说完，教授便挥手打断了我。

“你说的这些都在这里，”他把手里的材料轻轻摔在写字台上，然后摘下架在大鼻子上的老花镜，捏在手里冲我边比划边说：“我敢录取你，就是因为你的这些宝贵经历，我也不怀疑你的能力，关键是你的英文，我们从未录取过外国人，美国执法部门也从未雇佣过外国人，语言和文化恐怕是你们最大的障碍。”

老教授放下花镜，用食指指着我继续说：“无论是谁，只要有两门课得了C，便被淘汰。另外，我们系不搞论文答辩，而是毕业综合考试，四个小时，涵盖所有课程，靠学生当场独立完成，如果不通过，不仅毕不了业，而且所获得的学分也全部取消。”

我耷拉着脑袋走出布莱尔的办公室，临来时还做着毕业后到FBI当特工的春秋大梦，被人家一盆冷水浇了个透心凉。

开学两个星期了，还真应了布莱尔的话，语言障碍。头一天上课，我一走进教室就感到有股无形的压力，清一色的白人同学，个个都用异样的目光打量着我这个一身牛仔服的中国人。我想起小时候听过的一个笑话，说的是一个财迷心窍的人，听说有个独眼国，那儿人只有一只眼，正中间长在印堂穴上。他想，捉一个回来，准能发财。于是，他跋山涉水到了独眼国，没想到却被人家捉起来放在笼子里面展览，每天都有络绎不绝的人来看这只两只眼的怪物。我看这些金发碧眼的洋人怪，他们看我这个黑头发、黑眼睛、讲一口中国味英文的人也一定很奇怪。警察圈子历来是白人的天下，我真有误入歧途的感觉。

美国的教学方法很灵活，不光老师讲，学生也积极发言，形成师生互动，对习惯于国内填鸭式教育的我来说，极不适应，还没弄明白人家要干什么，已经进入到下个议题，别说发言，笔记都记不全。我只好笨鸟先飞，提前预习功课，找同学借笔记。在吴新玉和文迪的建议下，我还招了一个美国室友麦克，他是医学院的学生，麦克经常纠正我的英文发音，向我介绍美国大学的教学模式，帮我度过了最困难的第一年。

有一次上课时，老师问我：“石，中国监狱怎样改造犯人？”

“我们对犯人实行劳动改造。”经过一年多的适应，我也敢在课堂上发言了。

身后传来一片不以为然的声音。一个女同学站起来：“我听说中国的犯人被强制劳动，那是侵犯人权。”

我不想跟她争论，我给大家讲了一个我亲手办过的案子。那是个扒窃惯犯，屡教不改，成了派出所的常客。一次作案后被拘留，经过警察的教育，痛哭流涕地发誓要重新做人。为表示他的决心，回家后竟举刀剁下自己右手一段食指，拿着血淋淋的手指回到派出所，发誓从此金盆洗手。谁知没过多久，便有人举报他又用那只伤手偷人家的钱包，狗改不了吃屎了。

就是这么一个恶习极深的惯犯，经过一年劳动改造，成为一名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再也没有重新犯罪。他说，自从进了监狱，才知道劳动是怎么一回事，本来是一片杂草丛生的空地，经过我们的劳动，在上面盖起一座座漂亮的房子。在会陷进双脚的烂泥地上，我们筑起一条经得住十吨卡车通过的公路。劳动苦中有乐，但我这双手以前却没干过有意义的事情，而是用可耻的手段去占有别人的劳动成果，回想起来，真是痛心疾首，是劳动改变了我的人生。

同学们被我的故事吸引住了，我也没想到自己竟能当着全班用英文高谈阔论。我一讲完，大家就你一言，我一语地讨论起来，列举了许多劳动改造的好处，又想出一些鼓励犯人参加劳动的措施，如适当提高劳动报酬，用参加劳动的天数折成点数，优先考虑假释等。还有人提出一些限制措施，以防止狱警滥用职权，变相体罚犯人。这些美国未来的执法者，通过那一课都明白了一个事实，中国的监狱也是监管罪犯的地方，而不是关押不同政见者的集中营。

在克服语言关的同时，我还得过金钱这一关。GWU是私立大学，学费昂贵，加上生活费开销，必须边打工边读书。我虽然是全日制学生，但不能像美国学生那样专心学习，我得半工半读，把他们喝咖啡、去酒吧的时间集中起来打工。我每天的日程是，打工、吃饭、读书、睡觉。

餐馆、加油站、图书馆，都留下了我打工的汗水。有一次，有个黑人加完汽油没给钱就溜了，我还得在交班时用自己的钱补上，大半天的工就算白打了。挣来的辛苦钱，除了交学费，从不敢乱花。刚来美国时，我每天的伙食只有老三样:鸡蛋、热狗、方便面。这都是最便宜的，每天三顿，每日如此。我一个月的伙食费从未超过五十美元，与后来我们一家三口周末下饭馆每次一百多元相比，那才叫节衣缩食哪。老三样成了我的忆苦饭，一想起来就反胃。现在的年轻人，恐怕不知道什么是忆苦饭吧，你们的父母小时候都吃过，我有时候也会买一份热狗忆苦思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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哦
还以为楼主在美国当警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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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家三口在美艰难度日


我把支票本交到她手上，这1200美金是全部的积蓄，下学期得交4000美金学费，加上房租，生活费，我得再找份工才行啊。

1989年我将东华和石姗接来美国陪读，从此三口人的命运都改变了。

为迎接东华母女的到来，我找到一处月租500美金的房子，比我原来自己住的开销长了一倍。我来美国一年了，什么也没添置，还是从国内带来的两只箱子和几身旧衣服。房子对面有幢十几层的高级公寓，常有人搬家时把不要的家具扔在路边，我抽空去那拾了几件像点样的家具，好歹算是在美国安了第一个家，虽说简陋了点，可比当时在国内的房子宽敞多了。我来美国一路坎坷，只有一件事顺，就是签证。记得在美领馆门外排队时，都说我这样的自费生准得拒签，我心里一下子就凉了一半，再看着F-1申请者一个个耷拉着脑袋出来，心里全凉了。硬着头皮进了美领馆，谁知竟爆出冷门，第一个签了出来。这次东华母女俩排队时听到的又都是泄气话，说你自己准签的可能都不大，还想带孩子?东华说，要走一块走，要留一块留，娘俩死活都在一块。没想到竟然如愿以偿，母女双双获准来美国。

“你怎么了？”东华哄石姗睡着之后，见我望着屋顶发呆，知道我有心事。

我把支票本交到她手上，这1200美金是全部的积蓄，下学期得交4000美金学费，加上房租，生活费，我得再找份工才行啊。

东华沉吟片刻，坐在我身边安慰道：“你别着急，咱明天不去逛华盛顿了，以后有的是机会，你忙你的，有机会也给我找个打工的地方。”

“东华!”我忍着眼泪说：“你刚来，语言又不通，怎么能让你去打工呢？”听说她要来美国，银行的同事们都羡慕的不得了，以为她去美国享福了，其实是跟着我一块受洋罪。

六岁的石姗开始了快乐的一年级。东华也找到了在美国的第一份工作，在中餐馆端盘子。

我每天一大早就出去打工，晚上到学校上课，11点多才能回家。东华的班也是晚上，只好把孩子一个人扔家里了。当时哪知道把未成年人丢在家里是犯法的，恐怕有小孩子的中国留学生都有如此经历。东华为女儿做好晚饭，然后教她怎么用微波炉热饭，还告诉她，要是害怕，就打开电视机。石姗懂事地一个劲点头。那台旧彩电也是我从街上拣来的。

东华走后，石姗看窗外已经黑下来，便拉上窗帘，又走到门口挂上门链，妈妈说这样坏人就进不来了。吃完晚饭，石姗打开电视机，又拿了条毛毯放在沙发上。这个双人沙发还是吴新玉帮我从马路对面抬过来的。那天本来还有一卷挺新的地毯放在沙发上面，我俩刚要动手抬，就见一男一女两个年轻美国人朝这边走来，我一拉吴新玉，叫他等这两人过去再搬，多难为情呀。没想到这两位在这堆旧家具周围转了两圈，顺手把那卷地毯抱走了，敢情也是来拣东西的，大大方方的，哪像我，死要面子，我为这事后悔了好几天，要不，石姗就可以坐地毯上玩了。

我和东华前后脚回到了家。

“石姗，开门，妈妈回来了。”东华用钥匙开了门，见里面挂了门链，只好压低声音叫女儿开门。都半夜了，孩子早睡着了，电视还开着，声音很大，叫了半天，屋里一点反应也没有。这是栋两层小楼，楼下住着位律师，我们住顶层，就是屋顶斜斜的那种。我一看，再叫把邻居都吵醒了，只好自己试试身手了。我找好一个方位，顺着墙角一点一点往上爬，东华提心吊胆地站在下面，一个劲叫我小心点。我倒不担心会掉下来，就怕万一警察从这路过，以为我想图谋不轨。

我爬上了二楼，因为天热，窗户没关，这才钻进屋子，把门打开。

床上没有石姗，沙发上却堆着毛毯，掀开一看，石姗正缩在里面酣睡，小脸儿红红的，捂了一头汗。我心疼地抱起女儿朝卧室走，才六岁的女孩子就整晚自己呆在家里，真可怜。睡的迷迷糊糊的石姗睁开眼睛，看见是爸爸妈妈回来了，“哇”的一声哭了，一晚上的委屈都释放出来。东华连忙接过女儿，在她小脸上亲了又亲：“石姗乖，石姗不哭，妈妈在这呢，妈妈陪石姗睡。”

东华侧身躺在女儿身边，轻轻拍着她。夜深了，东华毫无睡意，她轻轻拭去还挂在女儿小脸蛋儿上的泪水，自己的眼泪却止不住流了下来。她心疼孩子，心疼又得打工，又要读书的丈夫，还要忍受餐馆老板的专横跋扈。一家三口好不容易在美国团聚，再苦再难也得咬牙挺过去。她只有一个信念，帮我完成学业，一家三口回国，所有的噩梦都将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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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拿下刑侦硕士学位


日盼夜想的通知只有一行字，我却反复默念了十几遍，我通过了，通过了!我站起身，朝东华张开双臂，东华激动地扑到我的怀里，一年多两地分离的牵挂，两年来打工留学的辛苦，还有等待通知的煎熬，都随着泪水流走了。

我们在汗水和泪水中又熬过了一年，石姗上二年级了，已经能用英语跟小朋友们打成一片，我也啃完了36个学分，以优秀的成绩获得参加毕业考试的资格。

论文答辩有充分的时间准备，还可请人指点。毕业考试要完全靠自己，那才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哪，我们系每次考试都有人通不过，我当时心理压力特别大，因为时间和金钱都不允许我再来一次。

我停止了一切打工，全力投入了这最后的冲刺。华盛顿夏天气温能达到摄氏40度，我们住在屋顶，又闷又热，为了省电，空调也舍不得老开着。

“哎，喝杯冰可乐吧。”东华递给我一大杯冰可乐，又把电扇调大了一档。她这个动作一下子让我想起78年准备高考时的情形。

那时，唐山大地震已过去两年，我家祖孙三代还挤在一间临建棚里。白天得去抓革命，促生产，晚上回家后，只能在两平米的小厨房里复习功课。当时也是夏天，小厨房里也是又闷又热，那时连电扇都没有，只有成群的蚊子跟我作伴。我在身上涂满了避蚊油，光着膀子坐在小板凳上看书。有一次又停电了，我站起来找蜡烛，猛然发现背后站着个人，原来是我妈妈，正站在那给我扇扇子，也不知站多久了。我说：“妈，您去睡吧，我撑得住。”那时我姥姥已经卧床不起，没等看到我金榜题名就与世长辞了。

“快喝呀，发什么呆？”东华见我一个劲儿愣神儿，用手推了推我的肩膀。

我一扬脖儿把一大杯冰可乐喝个精光，心里想，我这春天出生的马，命里注定吃苦受累，刚过一山，又见一坡，毕业考试这一关一定一次通过，不然谁都对不起。

考完试，我就像热锅上的蚂蚁，惶惶不可终日，等通知的那些天，我算尝到了度日如年的滋味，一天往邮箱跑好几趟。东华也为我捏着一把汗，凭我刻苦钻研，应该能通过，可这是美国，用英文考试，打工耗费了我不少精力，通不过的可能也不是没有。这两年，我们没看过一场电影，没下过一次餐馆，没买过一件新衣服，如果通不过，一切努力不都白费了吗。

我们焦心地盼着早一天接到通知，可又怕等来坏消息。古往今来，名人落榜都大有人在，宋代文学家苏东坡两考不中，明朝医学家李时珍三次落榜，清代文学家蒲松龄四次失利，我也得一颗红心两手准备才行啊。

熬过漫长的两周，考试通知终于寄来了。我从东华手里接过粘得严严实实的信封，不知是吉是凶。东华搬过来一把椅子让我坐稳，我把信按在扑通乱跳的胸口上，又想看又不敢看。过了一会儿，我终于鼓起勇气，用颤抖的双手撕开信封，抽出了那只有一页的考试通知。

日盼夜想的通知只有一行字，我却反复默念了十几遍，我通过了，通过了!我站起身，朝东华张开双臂，东华激动地扑到我的怀里，一年多两地分离的牵挂，两年来打工留学的辛苦，还有等待通知的煎熬，都随着泪水流走了。

我终于戴上了硕士帽，和金发碧眼的美国同学一起，站到了毕业典礼的主席台上。布莱尔教授亲手为我颁发了学位证书。他说这是刑侦系历史的一刻，这个为美国警察部门培育执法精英的高等学府，培养出第一个来自中国的刑侦硕士。

打工留学的日子如今已变成遥远的过去，但我不会忘记，无论在农村，在工厂，在部队还是大学，我都不曾被击败，到了美国也不会。法律课对美国学生都困难重重，我是用永远带着中国口音的英文，比同学大出一截的年龄，还有披星载月的打工，靠着“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决心和“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的气概，在美国著名学府拿下了硕士学位的。然而，我在美国就业的道路上却遇到了不可逾越的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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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特邀嘉宾

“美国之音”专访中国第一人


常言道，入境随俗，既然选择了留在美国，不适应美国文化怎么能行，华人不能永远把自己封闭在中国城里，得打入美国主流社会，得忍痛改变自己。对我来说，这种改变有如一次粉身碎骨的重新打造。

作为一名美国警察，我从未想过要在媒体上抛头露面，但是要来的东西，谁也挡不住。

突然间，我接到“美国之音”的邀请，成为他们电视节目的特邀嘉宾。

我对“美国之音”并不陌生，早在出国之前，为了提高英语听力，就天天收听美国之音的英语900句，还有马克土温的《汤姆历险记》。如今的“美国之音”，已经有了覆盖全球的广播、电视网络，并与国内主流媒体有合作项目和节目交流。

虽然平时执行警务时也有机会上电视镜头，可那都是不知不觉的，我干我的，他拍他的。面对贼亮的灯光和摄像机接受采访，我还是第一次，觉得有些不自在。

年轻的女主持人笑容可掬地采访了我，她的中英文都说得十分流利。“美国之音”是美国惟一的官方媒体，经常邀请作出一些特殊表现的人接受采访。她说我是八十年代开放国门后，来美留学生中第一个在美国做警察的，特警，尤其是我曾经是中国警察，这样的经历简直是绝无仅有。众所周知，美国是个移民国家，就连统治美国的白人祖先也是乘五月花号从英国移民到这块曾经属于印第安人的土地上来的。美国的发展壮大与移民的奋斗和贡献密不可分，星条旗上，凝聚了移民的智慧，汗水和鲜血。在美国历史的丰碑之上，当然也少不了华裔的名字。

美国华人中间，不乏有人效仿杨振宁、李政道、张亚勤＊，而像李月英＊那样，在改变华人形象、打入主流社会的崎岖山路上默默攀登的人就为数不多了。从政、从军、从警，许多华人望而生畏，要克服的障碍太多了，就因为我们是黄皮肤。我是李月英的追随者，来美国十几年来，也一直沿着李月英没走完的路而继续攀登。我头顶星条旗，身着蓝警服，嘴嚼着清贫，在设满种族、文化、语言障碍的从警之路上，“历尽苦难痴心不改”。我曾多次应邀为国内警察赴美国考察团讲课，也曾多次回国与司法界进行业务交流。有一次，南方某市警察代表团在听完我的讲课之后，还饶有兴趣地询问了我在美国的经历，他们听后感慨万分，说我在美国警界单枪匹马杀开一条血路，与美国警察相比，为穿上这身象征正义的警服，我必须付出比他们多几倍的努力。

采访在愉快的气氛之中进行，女主持人问了许多关于我的问题，包括我的童年、我的家庭、我的警察职业，当然还有怎么练的这身功夫。她最感兴趣的一个问题就是，我每天要与不同肤色、不同语言和文化背景的人打交道，而警察又要统一执法，不同的文化背景是否要因人而异呢?

假如我到美国第一天就当警察，准把一切都搞乱套。语言、背景、法律、思维方式和处事习惯都不一样。从中国警察到美国警察，对我难度最大的就是把自己融入美国文化，把自己从泥土中拔起来，插到黄油上。执行警务时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得跟美国人合拍才行，不能格色。不少在美国的华人，无论与警察打交道还是到法庭打官司，尽管能说一口流利的英文，可头脑之中还保留不少传统观念和处事方法，说话办事都显得与周围环境格格不入，难以获得警察、法官或陪审团的谅解和同情，最后官司输得一败涂地，只好到中文媒体上写文章诉苦，骂美国法律“怪”。常言道，入境随俗，既然选择了留在美国，不适应美国文化怎么能行，华人不能永远把自己封闭在中国城里，得打入美国主流社会，得忍痛改变自己。对我来说，这种改变有如一次粉身碎骨的重新打造。

我每天都要接触各式各样的人，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对待警察的态度也不一样。白人违反交通规则，除了连声道歉，从不请求宽恕，他们认为自己错了，就应该认错受罚。发展中国家来的移民违章，往往先要历数一大堆客观理由，再抱怨谋生如何艰难，要求我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放他们一马。有的出租车司机还想偷偷塞给我点钱，就像贿赂其本国警察那样。我理解他们为什么这么做，可我还得公事公办.有时也会拦住违章的中国人，虽说执法必严，可枪口抬高一寸也在我的职权范围之内，都是炎黄子孙，在美国谋生不易，就下不为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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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校友――数字英雄张亚勤


我做的最好的工作是和别人一起合作。科学的分工越来越细，分枝越来越多，你再聪明，再有实力，也只能掌握某一个方面，要么是A，要么是B，而在现在的科学领域，用A加B或许更好些。我相信，这样的合作是1+1大于2的。

张亚勤是我在乔治?华盛顿大学的同学，这位19岁就获得中国科技大学学士学位，23岁获得乔治?华盛顿大学博士学位的神童，在美国出版了11本专著，发表了两百多篇学术论文，在视频压缩、交互式电视、多媒体通讯、桌上可视电话等方面取得了五十多项专利。他和同仁们所共同创造的数字世界改变了人类的生活方式。VCD、DVD、数字电视、网络上影像和声音的传输，已经成为现代生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以下摘录自《世界周刊》对张亚勤的报道：

清晨从北京亮马桥附近的一所国际公寓，一个中等身材，西装革履，戴着眼镜，手提公文包的年轻人风度翩翩地走出来。

秋日的朝阳洒在他的脸上，蔚蓝的天空，衬着远处的一地金黄，为这幅生动的画面，平添了几许浪漫的色彩。

此时，“星巴克”咖啡的店员在等待着这个年轻人的出现，照例一大杯的“奶特咖啡”在他走进=店门的时候已经开始制作了。他们之间显然已经有了某种默契，不仅是因为他们各自所服务的公司总部都在西雅图，还有，这也是他们彼此一天工作的开始。接过盛满咖啡的纸杯，这个年轻人径直走向一辆别克轿车，司机已在那里等候。他打开车门，坐在后排的座位上，一只手翻看着刚邮寄过来的《华尔街日报》，另一只手端着咖啡送向自己的嘴边。他的一天就这样开始了。

他是“微软中国研究院”的院长兼首席科学家张亚勤博士，年方35岁。

1978年，年仅12岁的张亚勤从1200名考生中脱颖而出，考入了著名的中国科技大学的首届少年班，这位来自山西太原的少年也成为了当年大陆最年轻的大学生。当多数校园里的同龄人还没来得及习惯食堂饭菜的时候，19岁的张亚勤已经开始准备关于计算机通讯方面的研究生毕业论文了。

此时，他的举动引起了一万多公里以外，美国著名学者乔治?华盛顿大学匹克霍兹教授的注意。这位在卫星通讯、无线电通讯等研究领域蜚声世界的大学者惊奇地发现，这个不足20岁的中国年轻人，已表现出他特有的科学天分和勤奋踏实的品质。他的反应是直接而热烈的，极力鼓动张亚勤到美国攻读博士学位。

1986年，20岁的张亚勤远涉重洋来到美国，就读于乔治?华盛顿大学。

1989年，23岁的张亚勤以高水平的论文，获得电子工程博士学位。

这仅是张亚勤学生时代的简单经历，之后的他更是一日千里，活跃在时间的前沿。这位擅长“图像视频信号压缩”的科学家，同样擅长压缩自己的时间：时间总是在他这边，他从没挥霍过。

惜时如金的张亚勤在上班的途中就开始工作了。九点，他会准时出现在坐落于知春路希格玛大厦的微软中国研究院的五层办公室。这是一个带套间的方形办公室，透过落地的蓝色玻璃可以看到街上川流不息的车辆和行色匆匆的人群。一张带拐角的长形办公桌把他的办公室分开，桌上摆放着一台液晶显示器，旁边散落着各种文件和一个咖啡杯，在桌角放着一个竹篮，里面装着薯片和饼干。墙边是一组书柜，书柜中间的空格里摆满了他和家人的照片。这是一间普通的院长办公室。一个充满亲情、爱吃零食、掌握时间的人在里边办公。

张亚勤来到办公室的第一件事是把电脑打开，他要查看当天的电子邮件，在启动的片刻，通常他会再要一杯咖啡。此时，DELL液晶显示屏上的Outlook收件箱里已挤满了来自世界各地的电子邮件：西雅图的(公司总部的项目计划)、华盛顿的(老师和同学的学术讨论)、普林斯顿的(妻子和女儿的问候)以及本地的各种工作邮件。

查看完邮件，咖啡已经剩了半杯，他会及时续上，然后再查看一下他当天的日程安排，“我的每一个小时都被预定了，我的日程是公开的，每时每刻大家都知道我在干什么”。院长张亚勤管理着九个研究小组，120名研究人员。他要指挥这个团队在四个研究方向上有所成就。“在这里，重要的是观点，不是职位。”科学家张亚勤每天尽量争取两小时一个人自由思考的时间。这种时候，他不希望别人打扰他。“我的工作包括管理决策、和同事们开会讨论、项目研究……”这位院长兼首席科学家知道如何处理管理与研究之间的冲突。

为了表彰这个战功卓越的“数字英雄”，1997年，年仅31岁的张亚勤博士当选为国际电气和电子工程师学会院士(IEEEFellow)。这是在电气和电子学研究领域全世界最高的学术荣誉，他也因此成为IEEE一百年历史上最年轻的院士。

张亚勤对荣誉有着清醒的认识：“我做的最好的工作是和别人一起合作。科学的分工越来越细，分枝越来越多，你再聪明，再有实力，也只能掌握某一个方面，要么是A，要么是B，而在现在的科学领域，用A加B或许更好些。我相信，这样的合作是1+1大于2的。”或许这也是他的智慧无限延伸的原因之一。

喜欢合作的张亚勤也给自己带来了他一生中最佳的合作伙伴比尔?盖茨。盖茨为张亚勤准备了新的助跑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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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裔女飞行员李月英传奇


对李家来说，这是一段悲痛的历史，李月英为美国在战争期间殉难，却从未有人向他们说声谢谢，也未得到任何应有的尊敬。

李月英是为美国开送战斗机的第一位华裔女性。她的传奇经历，向人们展示了一个旧时代的新女性，如何克服种族、性别所为她设置的重重障碍，成为女中豪杰的感人故事。

早在20世纪30年代，当美国华人仍属于次等公民时，李月英却已冲破华人被贬抑的处境和刻板形象，加入第二次世界大战，成为驾驶战斗机的第一位华裔女飞行员。

1912年出生于美国的李月英，20岁时就开始驾驶飞机。抗战期间，她先后两次前往中国，要求加入空军效命疆场，可惜因她是女性而遭到拒绝。

1941年，日军偷袭珍珠港，美国正式对日宣战，随着战事扩大，急需大量飞行员。1943年，美国成立了第一支女飞行员服务队，李月英的空军梦也如愿以偿。然而，那时的美国男尊女卑仍很严重，这些女飞行员属军队编制，执行与男飞行员相同甚至更辛苦的飞行任务，但待遇上却按平民对待，即使在执行军事勤务时殉职，也不能获得军礼待遇和国葬。李月英在执行任务中，曾经两次因机械故障而在农田迫降，她的东方面孔被美国农夫误认为日本已经入侵美国，疯狂地举着农具追杀她。李月英被擒后，才得机会向农夫解释自己的身份，澄清了误会。

1944年9月，由于李月英卓越的表现，她被送至德州的追风战斗机飞行学院接受密集飞行训练，六个月后，她成为第一个华裔战斗机女飞行员，也是当时美国为数不多的几个女飞行员之一。女飞行员服务队也开始享受军人待遇。不幸的是，在一次执行任务时，因另一个飞行员的失误而与李月英的座机相撞，巾帼英雄最后化作一缕幽魂。

在李月英殉职的第三天，她在美军坦克部队服役的哥哥也在法国战场上阵亡。李家三天之内痛失两位亲人，悲痛之余，打算为兄妹俩选购一处墓地，为他们举行葬礼。谁知却遭到墓园方面的拒绝，理由是:不许亚洲人埋葬在白人的墓地!子女双双为国捐躯，李家争取的不仅是一方墓地，更是亚裔的民族尊严。最后，李家胜诉，兄妹俩相邻埋葬在墓地的斜坡上，得以俯撖哥伦比亚河潺潺的流水。李母曾这样形容女儿:你无俱风吹，也无俱水涛。这是李月英一生最真实的写照。

《世界周刊》曾这样描述李月英：1912年，李月英出生于俄勒冈州的波特兰市(Portland)一个小康之家，父亲经商，母亲是传统的家庭主妇，照顾八个孩子。在那个年代，美国社会对华人移民的歧视很深，华人的地位低下，连选择的工作都受到限制；然而李月英的人生却相当活跃，对于想做的事，绝对勇往直前。她从青少年时期起，就相当热中运动，游泳、排球、驾车都难不倒她。

李月英1929年高中毕业后，在波特兰市中心的一家百货公司找到电梯操作员的工作，这是当时华人女性被许可从事的少数工作之一。胸怀壮志的李月英，并没有在这份工作待太久，因为有更重要的人生任务在等着她。

1932年可以说是李月英人生的转折点，有机会第一次搭乘飞机，从那时起，她便爱上飞行。

她在20岁那年加入在波特兰市的一所华人飞行俱乐部，接受飞行课程，当时他的老师是美国著名的飞行员AlGreenwood。观念传统的父母亲坚决反对李月英飞行，但是李月英心中一股“定要飞上青天”的坚持，让她实现了梦想。

谈到李月英对飞行的热爱时，她的妹妹FrancesTong说：“那是一个想法，要去做一件自己梦想的事，李月英热爱冒险，且做了件传统华人女性不可能会去做的事。”

一段时间的飞行课程后，李月英成为第一位拥有飞行执照的华人女性。在当时的美国社会，女飞行员的比率只有1%，更何况是华人女性。她不但打破对华人女性的刻板印象，同时展现的是，华裔女性在男性支配的社会中，也有与男性竞争的能力。

同胞们赞赏李月英的风趣与活泼，有幽默感，也很淘气，恶作剧的功夫一流。例如她用口红在自己与同事的飞机机尾写上中国字，一次她开一名身材肥胖的女飞行员玩笑，在对方机尾写上“肥臀”的绰号，让大家印象深刻。

李月英还有一个特色，不管在任何大城市或小乡镇，她总能找到中国餐馆吃上一顿丰盛的中国菜。而且她能烧一手好菜，也经常下厨，好像是“大黄蜂”轰炸机的飞行员SylviaDahmesClayton说：“Hazel给了我一个机会让我了解不同的文化，增广我的视野，也扩大了我的生活领域。”

今年49岁的Rosenberg，是退休的历史教师，基于对历史探究的兴趣，自1997年退休后开始从事纪录片的拍摄，首先拍摄的纪录片“麻将与回忆”是犹太女性与麻将的故事，李月英的故事是他的第二部纪录片。他说：“拍摄这部片并非计划内的事，而是一个缘分的安排。”

数年前的一日，Rosenberg在图书馆翻阅一本历史书籍，其中一个段落立即吸引他的注意，书中提到有一名华裔女飞行员，于1944年在执行勤务时撞机身亡，这个女飞行员就是李月英。虽然只是一段简单的描述，他对李月英的好奇却挥之不去。他循线找到李月英的妹妹FrancesTong，表示想了解更多李月英的事，她在电话中简单地说：何不到家里来谈谈。

Rosenberg记得来到李月英妹妹家的那一天，她打开门，未请他入屋，站在门口仔细端详门阶上的他，然后说：“我等这一天已经等了60年了。”她向Rosenberg表示，一直等待有人将李月英的事迹正式记录下来，理由是“对李家来说，这是一段悲痛的历史，李月英为美国在战争期间殉难，却从未有人向他们说声谢谢，也未得到任何应有的尊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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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警察与中国警察，孰是孰非


我是爆破专家，主张全世界人人拥有炸弹，捍卫民主自由。你身为警察，对我这番话做何感想？

“你在国内是公安局的侦察员，算是一份理想的工作，可你为什么到美国重新开始呢？”

我对女主持人笑道：“不是说今天只是轻松的闲聊吗，怎么一下子转移到沉重的话题上来了？”

“我们的听众可都不是等闲之辈噢。”她言外之意是让我不要掉以轻心。

我当然明白这位观众想问什么，可我又不想去翻腾那些陈年旧事。林冲放着八十万禁军教头不当，跑上梁山做山贼干什么，这还用问吗?痛苦又无奈!

我说，我可不是脑子一热跟着赶时髦，我可是苦思苦想了很久才下了出国的决心，带着200美金到美国受洋罪。这些年，中国经历了不少事情，发生了很大变化。中国人也终于翘首以盼，跨入了21世纪。邓小平不是总说向前看吗，我也要向前看，希望我这块料将来回国也能派上用场。

“银幕上的警察跟实际生活中的警察一样吗？”

这样的问题倒可以聊一聊，这一定是个警匪片的忠实观众。我冲着镜头不紧不慢地说，银幕上的警察是假的，情节是虚构的，失败了还可以重来。生活中的警察要应付各种紧急情况，失败了就可能是千古遗恨，无法弥补。当然，电影里的情节经过了艺术加工，既精彩又刺激，而我们的日常警务却枯燥得很。还有一点，生活中也没有那么多漂亮妞儿主动邀警察喝咖啡，没有多少女人情愿跟警察过日子。

我说这话时就想到了我自己。

“采访结束咱就去星巴克，我请客。”女主持人不失时机补了一句。

“那当然求之不得，不过你要请美国警察可得小心，他们可得寸进尺。”一句话逗得漂亮的女主持人咯咯直笑。

“请问这位嘉宾，在国内，富人区的警察彬彬有礼，穷人区的警察吹胡子瞪眼，请问美国的警察是否也势力眼？”

“要说势力眼，那可是人类的通病，就拿你来说，”我指了指镜头，“如果大年初一朱槠基和居委会主任同时到你家拜年，恐怕你的态度也不一样。警察也是人，难免也有势力眼，关键是执法过程中，必须一视同仁，不能把人分成三六九等，更不能见了权贵就哈腰，见了百姓就瞪眼，那样有辱胸前的警徽。但人无完人，个别人在所难免。另外，警察的态度往往取决于对方的反应，如果服从指挥，认错认罚，警察也犯不上跟你动粗。如果遇到那愣了巴叽不上路的，你越客气，他越蹬鼻子上脸，那就只好动横的了。”

女主持人笑道，那这位观众说得不错，你们警察就是见人下菜碟。我说，谁都一样，上次回国坐火车，车站门口乱哄哄地挤满了人，头戴大檐帽的检票员见我西装革履的，十分客气地请我进了站，车票都没验。我扭头刚要致谢，就见他正抡圆了胳膊抽一个外地模样的人嘴巴，那个外地人一声没吭就溜到旁边蹲着去了，想必是个想蒙混上车的主儿。按这位观众说的，这不就是典型的势力眼吗？可他要是换一个处理方式行不行呢?把那个外地人和他的老乡们都放进去，然后给我来个大嘴巴，那还不早乱套了？女主持人又笑得前仰后合。

又一个电话打进来，一字一板地像在背台词：“我是爆破专家，主张全世界人人拥有炸弹，捍卫民主自由。你身为警察，对我这番话做何感想？”

嘿，刚说有不上路的愣子，这就冒出来一个，还问我有何感想，我觉得不错，全世界的警察都得说不错。人人拥有炸弹，警察可就成了21世纪最抢手的热门职业，福利待遇肯定大大提高，人们也不会去争先下海经商或改行学电脑，都得改行当警察。我心里说，难道本?拉登的门徒都发展到了中国不成？

那人还想接着说，被美国之音的工作人员掐断了电话，又接过来一个新的。

“如果美国人到白宫、国会门前示威，美国总统命令开枪镇压，你身为警察，应该怎么办？”

又是个沉重的话题，我瞥了一眼女主持人，她摊开双手，耸了耸肩，意思是你看着答吧。

美国虽然是个人权国家，可争取人权的示威却比哪个国家都多。女权、同性恋、三K党、新纳粹，还有百万黑人大游行，都发生在白宫、国会附近.美国宪法保障公民有游行示威的权利，华盛顿经常发生游行示威的那条街就叫宪法大道。在美国游行，要向警察局申请，告之游行的主题、规模、时间还有路线。警察局只能批准，不能批驳，所谓申请不过是备个案。如果美国总统说百万黑人游行是为了围攻白宫，命令警察开枪镇压，我想不会有人执行这样的命令，下命令的总统反会遭国会弹劾。相反，如果游行队伍中有人纵火、抢劫、袭警，那么警察也无需等任何人下命令，即可采取相应强制措施或镇暴手段，直至开枪。警察的职责是执法，法律是至高无上的，任何人都不能超越其上。

“常见媒体披露美国警察实施暴力，是否真有其事？”

这位观众准是又提起多年前洛杉矶白人警察暴打黑人醉汉罗德耐?金的案子。真是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警察每天出生入死不见有人理会，百年不遇犯一回错就成了人们永恒的话柄。

我是警察，自然要向着警察说话。我说，暴力这个词容易引起不好的联想，用我们的术语，那叫强制力，是法律赋予警察的特殊权力。警察不是牧师，必要时就得以暴治暴，所以看上去很暴力。几年前，有个大陆来美考察团，没等入境便集体要求政治庇护。机场动用了特警要把他们原机遣返。这批人坐在地上，手挽着手，誓死要留在美国。

“还有这事，那结果呢？”女主持人听得入了神。

结果被美国特警连推带搡地扭上飞机。当时他们冲着围观的人高呼：美国警察打人了!

“那警察说什么？”

“警察哪知道他们在喊什么，说不定还认为在骂他们呢！”

“那美国警察真的打人啊？”女主持人很是惊讶。

“笑话，谁说过美国警察不打人?警校的搏击训练不就是教新警察打人吗？我们腰上挂着的那些家伙什不就是帮助把人打得更狠吗？就连使用武器的规定都跟国内不一样，不仅不许鸣枪，而且要瞄准要害部位打，还得连击两枪，保证打得结结实实的才行。所以，光说警察使用暴力并不说明任何问题，关键是警察是否滥用了权力?像机场那个考察团，把自己的祖国羞辱一番后，并没有得到鲜花和媒体采访，反倒换来暴力遣返，尝到了法制的滋味。”

“头一次听到这么新鲜的事，以后得请你多来几趟。”

对话时间快到了，工作人员接通了最后一位观众来电。

“中国入世，各行各业都在朝国际接轨。你由中国警察到美国警察，自己先把轨接上了，请问中国警察应该如何接轨，走向世界呢？”

“这可问到点子上了，我又不是公安部长，可不敢妄下断语。”

“谦虚什么，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嘛。”女主持人笑着鼓励道。

“你说得轻巧，我父亲当年就是信了这句话，被打成了右派。”

“美国新闻自由，你就敞开说吧。”

“真的？”我用手一指旁边那间屋子，隔着玻璃，只见一个白人正坐在写字台前，头上还戴着耳机。

我说：“他是不是在监听?我一进来就看见了。”我笑着问她。

“哇，你可真厉害。”女主持人吃惊地看着我。

“我才不怕呢，逗逗你。”

有关美国警察的情况，我还真不能什么都说，我们也有纪律啊。至于中国方面，也不好说，因为牵扯的问题太多了。可人家问你，不能假装没听见啊。我低头喝了几口水，给自己几秒钟时间思考。对，就从中美警察的不同谈起吧，我把两根钢轨都摆在你面前，怎么个接法儿，你自己拿主意。

中美警察警务范围不一样.中国警察分工很细，如派出所的民警，交管局的交警，巡警队的巡警，还有办大案的刑警，各司其职，各管一段.美国警察没有这么细的分工，一警多能，什么都得会，都得管。执法实践中遇到的案子往往一个警种处理不了，比如交通违章，往往牵扯出其他刑事犯罪，总不能说交警处理一半儿，刑警再处理另一半儿吧。

中美警察执法权也不一样。美国警察有滞留权、讯问权、搜查权、逮捕权，我依法逮捕嫌犯，不需要请示任何人，铐上手铐就往监狱送，然后协助检察官把案子一办到底。而中国警察在采取强制措施时则要经过许多请示和审批手续。

基于以上两点，决定了中美警察的标准不一样。这就涉及到招募标准、训练科目、考核与淘汰，以及监督、奖惩等一系列管理机制。在国内的警察刊物上，常有警察该不该佩枪的讨论。其实，关键并不在于要不要佩枪，而是如何让每个警察都达到从警的素质和标准，而放心大胆地把枪发给他们。

“警察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素质或标准呢？”

“首先，警察要有强健的体魄，以一当十，不能光说不练。”我说，“不信你给我一分钟，我一口气做一百个俯卧撑”。

“我信，我信。”她边说边用细嫩的手捏了捏我的胳膊。

“第二，警察要具备丰富的、与警务相关的法律知识。面对唇枪舌剑的辩护律师，得对答如流。”

“那我今后遇到法律上的麻烦，一定请你帮忙。”她话还跟得真快。

“第三，警察必须掌握必要的警务技能，如特殊的驾车技术、精确的枪法，以及高超的擒敌术等。”我看了看女主持人，“你站在这，头上放个苹果，我走到大厅尽头，手起苹果落，保证不伤你这一头秀发”。

“那你另请高明，我可不敢。”她吓得吐了吐舌头。

“最后，警察得有良好的心理素质，临危不惧，当机立断，忍辱负重，百折不挠，刚正不阿，明察秋毫，侠肝义胆，还不能见利忘义。”我一口气连用了八个成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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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入籍

日夜煎熬养腿伤


我白天练，晚上睡觉也不关机，机器24小时运转，关节24小时运动，神经24小时在痛。什么叫钻心刺骨，什么叫痛不欲生，我都亲自领教了。我不知道坐老虎凳是什么滋味，可那是迫不得已，我这是给自己上大刑啊！

唐僧历经九九八十一难才从西天取回真经，自从我选择了从警，在通往美国主流社会的路上也是历尽坎坷，快入籍了，又让我赶上黑色星期五，在家一歇就是三个月。

虽说歇病假，可我并没闲着。麦克医生告诉我，骨头可以长好，受伤的软组织也可以恢复，但多少会留一点后遗症。我一听心就凉了，过去讲“身体是革命的本钱”，现在得改一个字，“身体是拼命的本钱”，落个后遗症，没有了本钱，还在美国怎么拼?

麦克指着我左腿上的钢铁支架，又指了指固定手臂的绷带，耐心解释道：“你的关节被固定，为的是帮骨折部位尽快愈合，等骨头愈合了，关节也僵硬了，周围的肌肉也萎缩了，如不坚持康复锻炼，或者锻炼不得法，都可能落下后遗症，关节的力度和弯曲度都不如正常的肢体。”

“如果坚持锻炼，而且练的得法，就能彻底恢复吗？”我迫不及待地问。

“理论上是，实际做到很不容易，康复锻炼越早越好，可早练就不能怕疼，等到不疼了，关节也僵死了，再练效果就不明显了。”

看来受伤这一关还不算完，还得过疗伤这一关，要是过不了，还圆什么警察梦，干脆低头给老婆打工，当导游算了。我暗下决心，不惜一切代价，也得把伤腿练得跟好腿一样。

决心好下，做起来就难了。卸下了钢铁支架，我也傻了眼，这才几个星期没用左腿，就比右腿细了好几圈，膝关节直直的，就像不是我的大腿，一点不听使唤。

“东华，过来帮我压压左腿。”决心是下了，可我并不知道怎么个练法。

东华更是不知轻重，抓住我的脚腕子就往上搬。“啊！”我立刻感到一阵剧痛，忍不住叫出了声，额头上渗出一层冷汗。当时受伤时，大概是精神紧张，并没感觉到疼，我这才理解了麦克医生的话，为什么好多人等到不疼了才练。我暗暗告诫自己，不想落后遗症，就不能怕疼，我也豁出去了，九九八十一难，在劫难逃。

蛮干是不行的，我想起了麦克医生给我的辅助康复仪，我把伤腿固定在机器上，设置好弯曲角度和频率，让机器强迫我的腿进行屈伸运动。我白天练，晚上睡觉也不关机，机器24小时运转，关节24小时运动，神经24小时在痛。什么叫钻心刺骨，什么叫痛不欲生，我都亲自领教了。我不知道坐老虎凳是什么滋味，可那是迫不得已，我这是给自己上大刑啊！我牢牢记住医生的话，等不疼了再练就来不及了。

幸亏有这台机器，根据设置好的角度和频率，一丝不苟，有节奏地运动着我的伤腿，等这个角度可以轻轻伸曲也不太疼时，我便加大弯曲的角度，反正得调整到我能忍耐的最大极限，一点也不能偷工减料。停止键就在手头，轻轻一按就能停止这难以忍受的痛苦，让我饱受日夜煎熬的身心得以休息。我的腿也是肉长的，我何尝不想舒舒服服地睡个好觉，可我不能去按那个停止键，那些落了后遗症的人们，就是因为吃不了这份苦。

我不顾东华劝我申请伤残补助的唠叨，搬到客厅去睡，腿肿了，就敷上冰袋继续练。每天左腿的弯曲程度我都有记录，每天都得有进步，哪怕是半寸，每增加半寸都要付出极大的努力。不知多少次，昨天还能达到的角度，转天又回去了，急得我关上门痛哭，难道就好不了了吗？擦干眼泪，还得接着练，放弃就是失败。疗伤的日日夜夜令我刻骨铭心，我咽下了多少只有自己才知道的痛苦，不仅痛在腿上，而且痛在心里。

那台康复仪终于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用最快的频率弯到最大的角度，我都不觉得疼了。我把机器还给麦克医生，他兴奋地告诉我，我的腿已基本恢复了正常。下一步我要进行器械锻炼，帮助萎缩的肌肉恢复原状。

回到久违了的健身房，我按照医生设计的锻炼计划进行肌肉训练，同时继续压我那条尚未完全恢复的腿。我在膝盖上铺一层毯子，压上两个各一百磅重的哑铃，一压就是一个小时。当时是压直了，可一打弯又疼得受不了。我就双腿跪在地上，用自己的体重往下压，强迫膝盖弯到最大限度。

我的汗没有白流，罪也没有白受，当我又能把双脚架在两把椅子上凌空劈叉时，麦克医生望着我横平竖直的造型，兴奋地说：“奇迹，不可思议的奇迹！”

自从我受了伤，东华便不停地劝我急流勇退，她也辞了电话公司推销员的工作，请吴新玉帮忙注册了一个旅游公司，专门接待国内来美国考察的团组。

“等你好了，就帮我接团，比你在监狱工作不少挣，又自由又安全，可别再回那个虎狼窝了。”东华又为这个家设计了新的蓝图。

“让我当导游?开玩笑，我对犯人指手画脚惯了，让我跟客人低三下四，我可受不了。”

“那你还想回去不成？这次算你命大，你看老越南，现在还卧床不起，你要再赶上一次怎么办，我可不想总提心吊胆地过日子。”

话不投机，自然又是不欢而散。东华觉得很委屈，自己放弃了回国，辞了工作，全是为了这个家，可我却一点也不领情。我也想不明白，劝东华留在美国不也是为她好吗？怎么好心得不到好报呢?

中国夫妻之间给对方的空间太小了，都是一厢情愿，而没站在对方立场上考虑对方的感受。夫妻紧密结合得就像一个人，为了孩子为了家，都得不断作出妥协，牺牲自己，可一旦超过各自可以容忍的极限，便会一触即发，不可收拾。

我当然没有采纳东华的建议，刚甩开双拐，走路还一瘸一拐的，我便为自己树立了下一个目标，入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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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美国籍


大个子没理他们，直冲我走来，两只眼朝上翻着，像生怕忘了什么，嘴里还念叨着：“磕了，磕了死，死什么来着，”他一把抓住我：“这是啥意思？”

美国移民法规定，绿卡持有者，即美国永久居民，只有在取得绿卡五年以上，且其中多半时间居住在美国的，才表示有定居美国的意愿，方有资格申请加入美国国籍。入了美国籍，不仅有了选举权，而且有资格申请只对美国公民才开放的工作，比如警察，早在五年前我曾碰够了钉子。

我拎着装满申请表格的大信封，在邮箱跟前久久伫立，期待了五年，这一天终于到了。只要把信封丢进邮箱，便迈出了加入美籍的第一步。五年前，当我的求职信被一封封退回来时，当FBI的女特工笑眯眯地叫我入了籍再来申请时，我就想，等到有资格申请公民的那一刻到来，我一定迫不及待地去申请。终于等到了这一刻，我却退缩了，就跟当年在夏威夷入关时想打道回府的感觉差不多，就听两个声音在我脑袋里打架:

“早一天入籍，早一天圆你的美国梦。”一个声音在催我。

“入了美籍就不是中国人了，再好好想想吧！”另一个说得也有道理。

“入了美籍还是华人，中国心不变，照样能报效国家。”对呀，入籍又不是叛国，还是第一个说得对。

“入了籍人家也不认同你是美国人，顶多是个二等公民，假洋鬼子。”这到底谁说得对呀，我又没了主意。

邮局人员出来收信了，他用钥匙打开邮箱，把邮件统统拣到一个大筐子里。他见我拎着信封在一旁站着，也没问我就一把接过信封丢进筐子，端进邮局里去了。想不到，迫不及待了五年的这一步竟是迫不得已迈出去的。

我心神不定地往家走，丢了魂儿似的，“真好像那哈密瓜断了瓜秧”。入籍这一步是否走的太远了?还落叶归根呢，自己把自己连根拔了，将来哪是最后的归宿?我望着前面高楼上迎风飘扬的星条旗，美国国歌在我耳边响起:

啊，在晨曦初现时，你可看见，是什么让我们如此骄傲?在黎明的最后一道曙光中欢呼，是谁的旗帜在激战中始终飘扬!

我脑海里闪过五年来在监狱工作的日日夜夜，当然也包括那个黑色星期五的生死搏斗。对自己曾用汗水和鲜血捍卫过的星条旗，如今也有了许多实实在在的感情。

我的眼睛开始模糊，空中飘扬的分明是五星红旗。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起来，起来，起来!

这才是令我热血沸腾的歌声，燃烧的火炬，有圆圈环绕的五星，八一字样，镰刀斧头，我曾面对这一面面曾伴随我人生旅程的旗帜庄严地举起右手，那上面都凝聚了我的青春和血汗。

我不能同时为星条旗和五星红旗而战吗?我无法从中做出选择。作为炎黄子孙，我把一生最美好的年华留在了那片黄土地上。做为美国新移民，重新锻造自我，为第二故乡打拼。五星红旗下的父老乡亲，你们能理解我吗?星条旗下的AMERICAN，DOYOUUNDERSTANDME?

永久居民入籍称为“归化”，归化过程包括申请、照相、按指纹、面试、笔试以及宣誓。对许多人而言，面试和笔试是一道难关，如果英文基础太差，这一关就不好过。

前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的儿子比我早几个月被归化，《华盛顿邮报》为宣传这件令美国人增光的事，特意在头版头条做了报道，还刊登了照片。小赫鲁晓夫七十多岁了，也是秃头，尖尖的鼻子有点向上翘，跟老赫鲁晓夫神似。小赫鲁晓夫入籍考试只答错一道题，原文如下:

美国政府是:

A.由以总统为首的行政权力和内阁组成

B.包括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互相制衡

小赫鲁晓夫凭直觉选择了A，苏联体制对他影响太深了，一念之差答错了题，虽然没得满分，却给他补了一课。

跟往常上班一样，我比约定时间提前半小时到达移民局等待面试。不同肤色的人群中，有几个中国人正坐在椅子上交谈，我不自觉地坐在他们旁边。看他们的穿戴，就知道是从事中餐馆服务的。

一个满头金发的女移民官叫其中一个高个子进去面试。大个子刚走几步，又有些迟疑地停住脚步，回过头问：“美国总统死了，副总统继任对吧？”

“对，没错。”那几个中国人为他打气。

大个子走了几步又转过头来：“万一正副总统一块死了，谁当总统啊？”

我觉得好笑，赶紧进去吧，看那怵头的样子，现在临阵磨枪太晚点了吧。那几个中国人还真给他问住了，一个女的说：“哪有那么巧的，没这规定吧。”

我看大个子忐忑不安的样子，好像差这道题就得不了满分似的，便告诉他：“由众议院议长继任。”

大个子半信半疑地望着我问道：“为什么不是参议院议长，不是参议院比众议院大吗？”

“参议院议长就由副总统兼任。”我一句话给他吃了定心丸。

看大个子这意思，估计不会太快，现去洗手间方便方便。我站起身，还没迈步，那大个子就从办公室里出来了，带着一脸的困惑。这也太快了，没等我张口，那几个中国人已经围了上去。原来他们今天是来探风的，跟当年在北京的美领馆等签证的情形差不多。

大个子没理他们，直冲我走来，两只眼朝上翻着，像生怕忘了什么，嘴里还念叨着：“磕了，磕了死，死什么来着，”他一把抓住我：“这是啥意思？”

我被他问了个一头雾水，那几个中国人更是大眼瞪小眼。

我突然想起有个会说中文的美国姑娘逛天安门的故事。她一到天安门，就有个外地大嫂追着她要兑换美元，还用英文说：“CHANGEDOLLAR，CHANGEDOLLAR。”大嫂说中文都走调儿，这兑换美元让她说成英文，听起来就成了“娼妓到了，娼妓到了。”美国姑娘越听越不对劲，谁是娼妓，你才是呢!气得她转身用中文痛斥那位大嫂，逗得路人哈哈大笑。我想，大个子嘴里的“磕了死”弄不好就是发音不准闹出的误会。

我灵机一动，莫非是：“CLOSETHEDOOR？”我试探着问大个子。

“对对，她就是问这个来着，一连问了三遍，还用手指我身后，我没听懂，冲她笑了三笑，面试就结束了。”

“那是叫你把门关上。”我这才闹明白是怎么回事。

“咳！”大个子一拍前额，”我太紧张了，满脑子美国总统死了怎么办，谁知道她先让我关门，真**倒霉，这几个月的功夫白费了。”大个子一屁股坐在椅子上。

“我下回一进去就先把门关上。”那女的总结出一条经验。

“那人家要让你把门开开，你听不懂还不是白搭。”有人给她泼冷水。

我从心里同情这几个同胞，几百美元的申请费花的真冤枉。

我顺利通过了面试，笔试也考了100分。对我来说，英文虽不是问题，可有些问题本身却颇费思量。

“你是否参加过纳粹组织？”

“你是否参加过恐怖组织？”

“你是否参加过共产党？”

一连三道政审题，都得答“NO”才能过关。

“当美国受到攻击时，如有需要，你是否能为美国献身？”如果这道题还答“NO”，那就休想入籍。你总不能答，“YES，但中美开战例外”吧。

我不知道多少美籍华人曾经表里如一地回答了这些问题，你如有与我相类似的经历，你将如何回答?我的中国护照被剪去一个角，标志着已经作废。取而代之的是印着国徽的蓝皮美国护照。粉红色的绿卡也被收回，绿卡后来又改成了牙黄色，不管怎么改，人们依然执着地称之为绿卡，因为它是可以居住在美国的绿色通行证。

我再也不能任意往返于美中之间，以前“回”国，不需办理任何手续。现在“去”中国，得跟老外一样到中国驻美领馆办签证，在国籍一栏不得不填上USA，可姓名一栏却必须填写中文。办签证的小姐并不把我当美国人对待，顶多是入了籍的中国人。在中国，我成了所谓美籍华人，不再是中国人。我对自己的归属产生了怀疑，是华人但不是中国人，是美国公民但不是美国人，我游离于两个国家，两种文化之间，但又不属于其中任何一方。这不仅仅是我的感受，也是双方社会的普遍认同，不管我是否接受，这都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但我更关心的是另一个事实，我终于有资格申请当美国警察了!